作者：范泓
不久前，讀到過一篇杭州學者散木先生寫的短文《胡適在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這是文章的主標題，副標是“兼說從‘中統(tǒng)’專員到圖書館館長的童世綱”。一文說了兩人，爬梳清晰，述要精辟，點到為止，其中談到了當時胡適對待美國人的態(tài)度，也談到了此時胡適之所以出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一職乃因生活拮據(jù)所致，文中這樣寫道：胡適之妻江冬秀“不愿和兒子兒媳一同居住在泰國……吵著要來美國，一人還好辦，來去方便，夫婦兩人的生活就不同了，胡適不得不考慮找個工作，好在他能上能下，下崗再就業(yè)對他不是難事”。這里所謂“下崗再就業(yè)”，指的就是1950年胡適受聘于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這件事。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也談及此事，“孰知他底蓋世才華，竟只能在普林斯頓大學做一短期的中文圖書管理員”。唐德剛出語一向輕松詼諧，話中有話，給人的感覺仿fo是胡適出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一職，好像出自一種“無奈”似的。雖然美國人在面子上“還算相當尊敬”，但在敷衍胡先生之背后，“真正的態(tài)度又如何，則非胡氏之所知矣”。唐德剛由此舉了一例：一次他和哥倫比亞大學一位高層人物共進午餐，此公這時正在羅致人才以“充實有關漢學之教研”，唐德剛建議不妨請胡適來幫忙，誰知那人竟微笑著說：“胡適能教些什么？”胡適先生做過中國第一流大學的校長，著述等身，又當過幾年中國駐美大使，一些美國人對胡適卻似有天然“隔膜”，如此“敬而遠之”（唐德剛語)，可見當時美國文化學術界在對待華人學者時的一種疏離態(tài)度。不過，具有遠見卓識的胡適先生則不加理會，不僅做了近兩年的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還做了十年的“榮譽館長”（1952—1962)。近讀1975年臺灣《傳記文學》第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期，刊有記者出身的學者作家陳紀瀅先生撰寫的《胡適、童世綱與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一文，方知胡適先生當年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屈就一個規(guī)模不大的“東方圖書館”館長一職，其真正的動機和“需要”并不在于每年五千多美元的薪水，而是認定這并非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圖書館，“為了保存及發(fā)揚中國文化，一定要使它具有特性，讓它在眾多的圖書館中放異彩，既成為研究中國醫(yī)學、藥學僅有的特殊地方，也成為傳播中國一般文化的大眾場所”（陳紀瀅語)。1952年秋天，胡適先生在去職之前，曾經鄭重其事地對自己的忠實助手、繼任者童世綱說過：“您至少須在這里待上十年，才有成功的希望，將來您就是一位文化大使�！蓖谰V自接任館長一職后，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才退休，前后干了將近有二十五年，遠遠超過了胡適所說的“十年”，還獲得了“終身名譽館長”之榮譽。童去世后，校方為表彰他所作出的杰出貢獻，在館內借書臺上豎起了一個銅牌，有“凡來此借書者，都應該感謝童博士”云云。童世綱早年畢業(yè)于武漢文華大學圖書館系，后來陰差陽錯地成為“中統(tǒng)”的一位專員，估計沒少做過違背己愿或眾意的事情。但在歷經了人生的滄
海桑田之后，終于在海外“學以致用”，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歸宿，其中無疑有著胡適先生對他多年的教誨和信任。童世綱后來編撰過一本《胡適文存索引》，是否抱以對胡適先生的一種終生感激亦未可知也。
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是美國第二大收藏中國圖書的場所。它的出現(xiàn)應當說是一個偶然，且又是一個“收藏家的圖書館”。這里收集了許多有關中國醫(yī)學、藥學方面的書籍，最初購買這些書籍的人是一位名叫邱昂·穆爾·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1864—1948)的美國建筑師、工程承包商，他是一個清教徒。當年他來華延攬生意時，因久患綠內障（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青光眼，作者注)而屢治未愈，對西醫(yī)失去了信心。后與美國駐華公使館海軍上校義理壽（Adviser Commander Irvin Van Gillis，1875—1948)結識，在義氏的勸說之下開始試用一種由中國河北定州研制生產的品牌——馬應龍眼藥，想不到“霍然大愈”。從此，葛思德對中國藥品頓生興致，于是給了義理壽一筆錢，讓其代購中國醫(yī)書、醫(yī)藥資料等，特別是一些有關治療眼疾方面的書籍，不期而然地便成了葛思德個人收集中國書籍之開始。后來有人尋思“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之興起，發(fā)現(xiàn)這完會是由于一小瓶中國“定州眼藥”而促成，這話其實并不為過。在義氏為葛思德所購買的這些書籍中，僅醫(yī)藥方面的就有五百多種，近二千冊。與此同時，葛思德對中國的其它書籍也發(fā)生了濃厚興趣，到后來竟演變成一種投資，同時也是他個人在經濟上一項不小的負擔（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由于美國經濟出現(xiàn)“大恐慌”，葛思德的財務狀況有所拮據(jù))。不過，一個美國人對中國文化有著如此強烈的興趣，盡管引發(fā)之因或許有點微不足道，但無形中卻又是在孜孜以求地構建中國文化傳遞、交流、傳播的“功德無量”之事業(y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義理壽這個人，這是一位對中國文化有著異常深厚情感的人物，他后來為了替葛思德購買中國圖書，竟辭去公使館海軍武官一職，娶了一位滿族中國女子為妻，并以妻子的名義在北京購置一所房子，從此專心從事中國圖書目錄編注的研究工作。義理壽原為國際一流的刑偵專家，能講一口流利中國話，時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與之過往甚密。袁先生曾對友人說過：義理壽可以憑借放大鏡對其手指之用力進行科學分析，當眾表演判斷一個人是否用了兩臺或三臺打字機所打出來的文件，而且“屢試不爽”。后來義氏將這種“精確技術”運用于對中國書籍及版本的研究之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若干年前，我讀過一本著名目錄學家、文獻學家王重民先生的文集《冷廬文藪》，其中提及他曾經受聘（1946年)研究過葛思德圖書館中的中國善本。王重民對義理壽的目錄學研究評價甚高，他說“我已經又把義理壽所作項目的英文注解（自1029—3707)審查過了，我覺得他對中國目錄學是非常的優(yōu)異。在注解中，他幾乎沒有發(fā)生一點錯誤……”并且認定葛思德所收藏的這些中國圖書有著極高的價值，“在所有我曾審查過的中國圖書館收藏中，我認為葛思德收藏是最重要之一。我曾在國會圖書館（指美國，作者注)審查過一千五百個圖書項目。我又曾把國立北平圖書館于戰(zhàn)時存放在美國的二千七百個書目加以審查，我已以發(fā)現(xiàn)葛思德收藏的A部分（古典文學)百分之七十，和國會圖書館或北平圖書館，并未重復。D部分（文藝寫作)有百分之五十不重復。這樣足夠證明葛思德收藏的價值了”。1926年，經由葛思德購買、義理壽整理過的這些中國圖書暫時被存放在加拿
大麥克吉爾大學內，后正式開放為“葛思德中國研究圖書館”，共有二百三十二種項目，包括圖書八千冊。到了1931年，葛思德的收藏已增至七萬五千冊（義氏為他購買圖書的工作此時基本上已停止)。1937年，普林斯頓大學高深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得到洛氏基金會之助，獲得了葛思德以上的部分收藏，并被辟為該校圖書館的一部分。這時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系陶德先生（Harold W.D0dd)，他是葛思德的一位朋友。葛思德后來致信陶氏表示要將自己的所有收藏都買給普林斯頓大學，陶德先生不置可否，無法認定這一大批中國圖書價值幾何，遂請胡適先生出面加以鑒定。對于醫(yī)書部分，非胡適之所長，但博學的大師對此并不陌生；而國學部分，他“知道的當然很多”。胡適認為這些醫(yī)書雖皆出自于中國，可是當時任何一家中國圖書館并沒有像葛思德這樣集中地收藏起來，他建議陶德校長不妨考慮這件事情。陶德先生欣然接受了胡適的這一建議，但有一個附加條件，即胡適先生必須出任這個圖書館的館長，“以謀繼續(xù)發(fā)展”。胡適在其任上審查過義理壽的目錄編注，對此留有深刻印象。他曾經以1337和1338號這兩個項目的注解為例，以此來證明義理壽的研究方法是“優(yōu)異的”。這兩個專案為兩套清朝選集，即“武英殿聚珍版重印叢書”。由于這些書系分別排印并刊行二十余年，一般人很難將之搜集成全套，曾任國民時期北京交通銀行總經理、藏書家陶湘先生說過“……這套叢書的單本時常發(fā)現(xiàn)，可是整套迄未被藏書家獲得……僅有最近收藏家繆荃孫先生經過一生尋覓，才找到一套英武殿聚珍版一三八種原書”。在義理壽的英文注解里，特別敘述了在搜集這套叢書時的“重重困難”，他本人就是從中國近代圖書館之鼻祖、號稱“藝風老人”的繆荃孫先生手中才購得這套叢書的。不過，這肯定是在1919年之前的事情了，因為繆先生壽終于此年隆冬。陳紀瀅聽童世綱介紹說，這套叢書當時在世界上僅有五套，義理壽竟收集到其中的四套，第五套現(xiàn)存于北京故宮內。義理壽不僅果斷地以高價購下此書，而且能夠細心考證與分辨各省版本與原版的異同所在。義理壽在給葛思德的一封信中這樣說：“當這些書（除去前四種八卷是在活字體以前，用木板印成的)及活字體印刷時，最后校正發(fā)現(xiàn)每本書都有些錯誤。這些錯誤用通常方法加以改正——把錯字刪去，在空白處粘上一張小條子，上邊用一個正確的字代替。各省重印版是拿原版作模型，所以除非這個版是按照有錯字的版本刻的，否則，它里邊是不會有錯字的。……所以省版沒有錯字，是很容易發(fā)現(xiàn)非原版本�！闭腔谶@種實證推斷，義理壽仔細審讀了所購第一套全書中將近三萬七千六百個雙頁，列出了二千多處這樣的錯誤改正，并注明卷、章、頁、行與每處的字數(shù)，從而確定“武英殿本校閱者的姓名，刊在每一雙頁的邊上中間，并且如有錯誤未被發(fā)現(xiàn)，負責人要受到規(guī)定的處罰。因此，印刷的改正是原版的最佳的證據(jù)”。之后，義理壽又全力購得三套全書，其中一套是替哈fo大學燕京學社代購的，第四套擬以兩千美金賣給美國國會圖書館，但未被接受。不過，義理壽這種悉心考證、“從小處著眼”的研究方法與胡適當年所提倡的“大膽設想，小心求證”之態(tài)度相去不遠，因而受到胡適的賞識和認同。王重民先生也稱贊義理壽“中國目錄學的知識格外優(yōu)異”。1941年“
珍珠港事件”爆發(fā)后，日軍下令擬將義理壽囚禁至山東境內，由于此時義氏染病在身，不能成行，便由中國朋友向日方代為說項，最后方才獲準暫時滯留北京。1948年9月，義理壽在北京因病故去，其大量的私人藏書遭至無端流失，從此“散無蹤跡”，實為憾事矣！
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大量藏書中除較為完整的中國醫(yī)學、藥學方面的書籍之外，明版書籍則亦為一大特點，這主要緣于當時義理壽所作出的一個聰明決定。在葛思德有限的資金下，義理壽認定此時“如果與中國和日本書商做宋明版書籍的搜求競爭，簡直是椿絕對愚蠢的事”。于是他集中目標與資金，以搜求明版書籍，而且走的是從私人藏家那里獲求的這一捷徑。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的明版書在當時已近有二萬四千五百多冊，在這些眾多的明版書籍收藏中，雖然今天我們無法挑出哪一種來高估它們的價值，但這些書籍確實代表了中國明代印刷術的特別發(fā)展，其中有十分之一的書籍印于景泰末年之前，大部分是朝廷家印的各種版本的儒家經書與fo經，更有十七本加標點的fo經，是在1399年刻板印制而成，在當時也是頗為少見的。在這些明版書中，既有宮廷版、北京與金陵兩個大學的版本，又有各省與地方衙門版本、私人家藏版本與商業(yè)版本等，其中印得最為精致的一本就是朱元璋九世孫朱載堉所撰的《樂律全書》（1599年)。人稱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巨著，全書共四十七卷，涉及律學、樂學、舞學、歷學、算學等學科，匯集十四種著作而成，包括《律學新說》、《樂學新說》、《算學新說》、《律呂精義》、《旋官合樂譜》、《鄉(xiāng)飲詩樂譜》、《六代小舞譜》、《小舞鄉(xiāng)樂譜》、《圣壽萬年歷》、《萬年歷備考》、《律歷融通》等，文字部分約有六十萬字，占全書的一半左右，其余均為樂譜和舞譜。明末清初著名藏書家和出版家毛晉所刻印的許多書也在收藏之內，包括《十三經》、《十七史》等。毛晉刻本在當時影響很大，著名學者錢謙益就說過“毛氏之書走天下”這樣的豪邁之語，盡管也有不少人因毛晉很少臆改宋本而“佞宋”，將其宋本的一些錯誤也推到了毛本的頭上。但王重民先生卻認為：葛思德收藏中的若干明版書，恐怕連義理壽本人也無法知道這是全世界現(xiàn)存僅有的書籍之一。此外，這些明版中還有許多在當時因政治及種族等原因而遭至清朝下令焚毀的書籍，如錢謙益的書就是一例。錢氏是明末清初的大學問家、善本藏書家，亦為當時學界的領袖人物之一，不知何故，錢氏竟遭至乾隆皇帝的憎恨與丑詆，乾隆下令在任何地方只要發(fā)現(xiàn)錢謙益的書立當“就地焚毀”。不僅如此，錢氏為他人所寫序文甚至友人之間相互來往的書札，也一律遭到查禁。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至今藏有錢謙益于1643年所撰的文集。這一年正是明亡前夕，這本文集由那時最好的書法家繕寫，最著名的藝術家刻板，被版本鑒定專家們認定為是明代最好的木刻版本之一。這部書共有一百一十卷，為當時的藏書家甘冒抄家喪命之危險而秘密收藏，保存十分完整，由此可見葛思德與義理壽等人敏銳的專業(yè)眼光。所以，有人說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是一個收藏家的圖書館，就不足為怪了。當時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十萬冊之眾的中國圖書，其中約有四萬多冊均為收藏家的“珍愛之物”。胡適先生曾先后幾次翻閱王重民所編善本目錄的草稿（三大本)，并認真核對過王重民所確認的“善本”總數(shù)。胡適于1950年10月16日日記中這樣記道：A、經部，140種；B部、史部（明實錄未計)，209種；C、子部，411種，CM（醫(yī)書)，36種；D部、集部，337種，總計：1133種。胡適說：“Gest L.[葛思德東方書庫]收有舊刻fo經幾千冊（折子本)，我曾抽點幾十函。其中最可寶貴的宋末元初‘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刻的藏經，即所謂‘磧砂藏’……”在第二天的日記中，胡適又說：“……有醫(yī)書五百多種，也甚可寶貴。此等書將來都會散失了。也許我們將來還得到海外來做影片回去收藏參考呢！”1952年2月20日至4月20日，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舉辦過一次為時兩個月的“中國書展覽”，胡適為此寫了《中國印書的一千年》展覽序言，他認為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擁有一批不同尋常的財富，它收藏了許多記錄中國和東亞印刷業(yè)發(fā)展的特質例證……三十年來，葛思德東方書庫是除中國和日本外，儲存收集中國印刷書籍最多的圖書館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滿足對中國歷史、思想、文化感興趣的研究者的需要……”胡適先生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任上以及擔任名譽館長期間，正是他本人受到大陸意識形態(tài)隔海猛烈批判的時候。美國專欄作家喬治·E·索克思曾寫過一篇有關胡適先生的文章，他高度稱贊胡適“對現(xiàn)代中國之貢獻可與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之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之貢獻相媲美。他溝通了古代與當代……被人們稱為‘文學革命’之父”。喬治·E·索克思與胡適在1915年曾為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他認為其子胡思杜以及過去的友人對胡適在政治上的批判與譴責令人無限傷感……而此時，身在海外一隅的胡適卻默默地忍受著這一些，雖然他在每周五上午才從紐約去一次普林斯頓，下午即歸，但并末因其圖書館之小而感到有所失落。在胡適先生出任圖書館館長不久，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泉井久之助先生到訪。開始時，他并不知道陪同自己參觀館藏圖書的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適先生。參觀行將結束時，胡適無意中說起自己也認識京都大學的一些人，泉井久之助急忙請教這位陪同者之大名，聽后大為驚訝，直稱自己在少年時代就聽說過“胡適之”這個名字，“不意在此相會”（胡適日記)。這時，校方來人催他走，泉井久之助不肯離去，非要與胡適先生長談不可。胡適只好將自己在紐約的住址留給了他，泉井久之助這才怏怏而去�；蛟S，在泉井久之助看來，以胡適先生這樣高的學術地位，屈就一個小型圖書館館長的職位，或許有點不可思議，但后來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發(fā)展和實際應用，實可證明胡適先生確實是一位具有深邃目光的文化先哲。1975年1月，陳紀瀅為了讓自己在美國的小兒庭標能夠“比一般人先有機會一親祖國文物、讓他看看唯一的中國醫(yī)書圖書館、罕有的中國圖書”，特意帶著他再度訪問了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這時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藏圖書已達到了二十九萬冊，包括大陸新印的醫(yī)書與亞洲各國近年來的出版物，“更由于善本書之豐富，保藏的整潔與利用之充分，在國外圖書館中也堪稱獨步”。正是由于童世綱等人自始至終“遵循胡先生的諄囑，單獨挑起這副擔子，埋首經營，多方計劃”，才使得這個圖書館能夠由中國人自己來經營，“免于走入歧途”。陳紀瀅深有感慨地說：“我還沒有聽說過海外有這么一個特殊的圖書館，把中國所有的醫(yī)學書籍，都搜羅在一塊兒，而蔚成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中國醫(yī)書圖書館。因為書雖然來自中國，而中國卻沒有把它收集在一起成立一個圖書館！”在這之前，陳紀瀅曾根據(jù)胡適先生原著編譯出版了一本《普林斯頓葛思德東方收藏》的小冊子，“以期介紹該館收藏于國人”，其實又何止是“國人”呢？胡適先生當年正是能夠清醒地意識到在不久的將來“要想達到這些目的，必須在長時間繼續(xù)經營，不但方向要正確，而且要至少有一位耐心的人來領導，才能成功”（陳紀瀅語)這一遠大前景，才毅然決然地先挑起了這副開創(chuàng)的重擔，“以奠定基礎”，再光大發(fā)揚之。在當時，確有一些胡適的老朋友對此不甚理解，認為這與胡適先生崇高的學術地位實不相稱？陳紀瀅認為其中有四個方面為人們所忽略：“第一，大家以國內一圖書館的地位衡量這個圖書館；第二，大家過分輕視一個圖書館館長的使命；第三，誰也沒有想到‘葛思德圖書館’的特性；第四，誰也沒有想到胡先生的苦心……”胡適先生后來不再做這個圖書館的館長，盡管有著一些客觀上的具體原因，但陳紀瀅的這一番分析則不無道理。所以，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胡適因其“經濟拮據(jù)”而出任該職，固然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較之他心中的那個“遠大理想和目標”，則未免有點過于簡約了。正因為如此，普林斯頓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即便如時人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收藏家的圖書館”，且規(guī)模也不算大，但確實在它的所有書籍收藏之中，除“中國與日本之外，截止到今天，還沒有圖書館可跟它匹配，這是葛思德收藏的驕傲與價值”……而這一切，莫不與胡適先生的“高瞻遠矚”以及“薪火相傳”的文化人心態(tài)相關聯(lián)，說起來，可謂功莫大焉。事實上，如同“普林斯頓”這個面積不到十平方公里的小鎮(zhèn)一樣，在一般的全美地圖上，有時甚至沒有標出這個小鎮(zhèn)的名字，然而“普林斯頓”卻是一個名滿天下的文化教育重鎮(zhèn)。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正因為早年得益于胡適先生（包括王重民先生)生前所傾注的幾多心血，以及后繼者們苦心求發(fā)展、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埋首經營”，才所獲得了如此不同凡響和特殊意義，尤其是哲人們殫精竭慮地為傳播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金針度人”的熱切期望，卻不是一兩句話就可說盡的……
（原載2004年《書屋》雜志第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