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人,特別是一些精英人士,在人生得意之際突然落下風帆,離棄人群,選擇出家隱逸。在一個越來越能包容的社會里,這樣的選擇固屬個體意志的展現(xiàn),但這還是不能不讓我們生發(fā)探詢的興趣———探尋當代部分中國人的精神處境。
上個世紀80年代末,美國學者比爾-波特來到陜西終南山,尋找中國的隱逸者。比爾說,他的動機很簡單:“當臺灣有人告訴我中國大陸不但沒有人修行,隱士傳統(tǒng)也不復存在時,我決定親自去弄個明白。不久之后,我覺得必須把這個情況介紹給西方人。我希望由此給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勵。他們怎會無動于衷?”
比爾的尋找結果形成了一本書———《空谷幽蘭》。這本描寫當代中國隱逸者的書去年被翻譯再版,在不事聲張中耐人尋味地獲得了記者的青睞。而轉過年來,“林妹妹”出家的新聞覆蓋了媒體。這兩個表面上沒有聯(lián)系的事件其實有一個共同指向,那就是當代部分中國人的精神處境。
出身“名門”的fo門弟子
北大碩士畢業(yè)后選擇出家
晨鐘暮鼓、梵唄僧袍、念fo、坐禪,這樣的修行生活顯慶法師已經(jīng)過了一年有余。在成為法師之前,他的名字叫鄧文慶,擁有令人羨慕的
北京大學碩士頭銜,但是畢業(yè)之后他選擇了出家。
顯慶的出家過程簡潔而迅速,事先并未告知父母,也沒有告訴其他親友!爱厴I(yè)之后就沒有了他的消息,有說在某個中學教書的,也有傳說他出家了,但是也不確信,直到看到報道才知道!币幻軐W系的同學說。
顯慶的事之所以被報道出來,是因為北京大學“耕讀社”和“國學社”的80名學生來到鳳凰嶺龍泉寺體驗生活,他給同學們講課,被認了出來———當年的鄧文慶,曾是“耕讀社”的首任社長。
“耕讀社”是北大一個以“誦讀傳統(tǒng)經(jīng)典、學習傳統(tǒng)文化”為宗旨,理念和實踐并重的學生社團,成立于2002年,主要的活動包括經(jīng)典誦讀、讀書研討,也做一些有機農(nóng)業(yè)推廣、社區(qū)教育等實踐活動。
據(jù)參加過“耕讀社”成立早期活動的一名2001級本科生回憶,鄧文慶在讀研究生之前曾當過地質附中的政治老師,看上去很沉穩(wěn)。一次學習討論的時候說到寬容的反省,有人覺得寬容自己很難,有人覺得內(nèi)疚很難,就吵了起來。后來鄧文慶說:“其實都不難,只要你找到自己的本性!薄爱敃r就覺得他的話有些fo法的味道!边@位學生說。
“天之驕子”的別樣人生選擇
現(xiàn)在的顯慶法師,仍然謝絕任何采訪。我們只能知道,他畢業(yè)之后在福建莆田廣化寺剃度出家,2006年來到了龍泉寺。他的父母現(xiàn)在也都在龍泉寺,跟在他身邊,一邊干些雜活一邊學習fo法。
鄧文慶并不是北大哲學系第一位出家修行的學生,F(xiàn)任河北省fo教協(xié)會副會長、河北柏林禪寺方丈明海法師,曾是北大哲學系87級學生,他于畢業(yè)的次年———1992年在柏林禪寺從凈慧法師剃度出家,現(xiàn)在已是fo教界有名的高僧了。
回憶起接觸fo教的緣起,明海法師說,最早是看到一本弘一大師的傳記,忽然發(fā)現(xiàn)人生原來還有那樣一些值得追求的東西。后來一位叫“老虎”的同學去聽了臺灣某位大師的講演,幾天后,“老虎”繪聲繪色地向他談起了講座的盛況,在吊足了胃口之后,他送了明海一盤這位大師講法的卡帶。就是這盤卡帶,讓明海產(chǎn)生了去尋找高僧大德學法的念頭。通過師長介紹,他結識了時任廣濟寺方丈的凈慧法師,這更讓他堅定了修行fo法的決心。
但是真正決心出家卻并不容易。畢業(yè)之后,他先在北京一所中學教書,上完課在辦公室打坐。冬天的時候,他跟凈慧師父去柏林寺“打禪七”,卻發(fā)現(xiàn)原來要修的還很多。更重要的是,他看到盡管條件相當艱苦,師父們“精神面貌卻這么好”。出家的念頭一下萌發(fā)出來,而且日益茁壯。經(jīng)過半年多的考慮,他終于下了決心。
而據(jù)龍泉寺一位法師透露,在龍泉寺,“現(xiàn)在清華的研究生比北大的多!”
與許多人想象的不同,這些“天之驕子”們選擇出家,大多不是因為感情困惑、生理疾病等,而多是先接觸了fo教理論并為之吸引后作出的一種人生選擇。
當然,每個人的具體經(jīng)歷也都是不同的,F(xiàn)在廣東四會六祖禪寺的登覺法師,出家前是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的碩士生。他說,自己學社會學就是想幫助別人解決煩惱,但是總覺得學到的理論解決不了問題。之后接觸了fo教,覺得這是解除心理煩惱的好辦法!昂髞碛龅搅爽F(xiàn)在的師父,忽然覺得必須出家。”于是他放棄了學位,迅速出家了!拔椰F(xiàn)在是用另一種方法為社會服務!彼麑τ浾哒f。
在家,還是出家
選擇出家修行這樣一種人生的,當然并不止于年輕的學生。柏林禪寺明影法師就是工作多年之后才接觸fo教的。1989年畢業(yè)于北大地質系的他,曾經(jīng)有一份令人羨慕的公務員工作,先在北京市海淀區(qū),后在深圳市。
雖然工作優(yōu)越,但是理科出身的他總愛對許多問題探究本來,越探究卻越困惑。后來遇到了凈慧法師,他覺得“終于找到歸宿了”,于是在2001年成為他的校友明海的師弟。
也有許多人,在學fo多年以后選擇了出家。比如李娜,比如陳曉旭。
曾經(jīng)看過早期《今日說法》的觀眾,或許會記得經(jīng)常在節(jié)目中擔任嘉賓的兩位氣質優(yōu)雅的女法學家,其中一位是北京大學的王小能。她已經(jīng)于2003年出家,法名衍能,現(xiàn)在五臺山隱修。
現(xiàn)在的衍能法師,仍然不愿意接觸任何媒體,她表示只有在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敢和別人討論在家出家的話題。記者了解到的情況是,她出家前已經(jīng)評上教授職稱,是《票據(jù)法》領域的專家,工作順利,經(jīng)濟寬裕,身體健康,也有美滿的家庭。
曾任北京大學素食文化研究會會長的哲學系畢業(yè)生王文利對記者介紹,王小能老師出家前一直是研究會的指導教師,她學fo多年,同事學生都知道。
“她早就戒了葷酒,自稱在家是‘一鍋兩制’。她很早就計劃要出家,但是她師父———香港的一位高僧,勸她等孩子大一點再出家。所以她出家是早晚的事,家人也都早有預期。”王文利說。
衍能法師出家后,她的一位本科同學曾撰文表示不解,并將她的選擇和她的本科同班同學———臥軌自殺的海子———相提并論,認為有逃避社會責任的嫌疑,并提出“世法、fo法哪個更能幫助眾生”的問題。而這也是衍能法師不愿在出家不久接受采訪的原因之一。
五臺山還隱居著一位曾經(jīng)非常有名的出家人———曾被譽為“第一神童”的寧鉑。這位中國少年班第一人,曾是上世紀80年代無數(shù)少年的偶像,但是自大學畢業(yè)之后人生卻一直不順,出家前他只是中國科大一名普通教員。
直到2003年出家,寧鉑再次成為新聞人物。許多人就此感慨“神童”的“人生悲歌”。但是對寧鉑而言,這是他第一次自己選擇人生———雖然也曾被校方勸回一次。現(xiàn)在他在fo教界已小有名氣,但卻不再愿意談起與“寧鉑”相關的往事;蛟S,那個“寧鉑”并不是他的真我,現(xiàn)在才是。
怎樣才算隱士
“出家是不是逃避社會責任?”這個問題曾一再被提起。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先要厘清出家的概念。有一學者最近在博客上提出“不要讓妻子出家,要讓尼姑出
嫁”的駭人之論,嚴肅一點的說法是“讓僧侶成為一種職業(yè),而不是一種生活方式”。
如果出家真的僅僅是一種職業(yè),那自然談不上“逃避社會責任”,而只能討論社會是否需要這種職業(yè)。所以問題其實是:“一種離開世俗的生活是否是逃避社會責任?”
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在其著作《空谷幽蘭———尋找當代中國隱士》一書中說,他常對美國人介紹,中國的隱士很像研究生,他們在攻讀他們精神覺醒的“博士學位”。很多人在寺庵、道觀、儒家書院、大學乃至家里獲得精神覺醒的“學士”,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攻讀“博士”。
這樣的“博士”自然并不僅僅限于皈依fo教的出家人,道教出家人、儒家知識分子,都曾是中國隱士傳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傳說中的許由開始,中國的隱士傳統(tǒng)就沒有中斷過。一方面,他們遠離世俗,以尋求精神覺醒,并保護傳統(tǒng)不受破壞,另一方面,他們所探求的和保存的又能回饋社會。
《空谷幽蘭》一書中的“隱士”譯自英文“hemit”。該書的策劃編輯張順平回憶說,在翻譯過程中有友人提出這種質疑,認為中國傳統(tǒng)說的“士”是指儒家知識分子,用來指fo道隱修者并不合適。而他的看法是,hemit也許翻譯成“隱修者”更合適,但在“傳統(tǒng)———并不限于儒家傳統(tǒng)———的修行者”這個意義上也完全可以稱為“隱士”。
“儒家也好,fo、道也好,他們都是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和實踐者,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在修行,這就是隱士。”他對記者說。
在中國大陸,我們所能發(fā)現(xiàn)的隱士還是以fo道出家人為多。到底怎樣才算是隱士,或者說出家人如何處理隱居和服務社會的關系?不同的人有不盡相同的理解。
在終南山一座茅蓬隱居的正明法師認為,隱居就要真正做到一衣一缽,身無長物,自耕自食。他覺得現(xiàn)在許多茅蓬也不像茅蓬了。因為怕慕名而來的訪客,他要求記者不要透露其茅蓬的所在。
而登覺法師則認為,二者都是需要的,要根據(jù)每個人的因緣去具體處理。他基本上是隔一段時間隱修幾個月,然后出來傳法和處理教務。
“但是我們?nèi)魏螘r候都需要出家人,這樣才能把真正的fo法傳承下去。”他對記者說。
北京白云觀管委會主任李信軍道長則用道教的一句箴言回答記者:“事來則應,事去則靜。”
比爾.波特在書中寫道:“中國人一直很崇敬隱士,沒有人曾經(jīng)對此作出解釋,也沒有人要去解釋!
中央財經(jīng)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包勝勇博士認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在上個世紀發(fā)生了斷裂,儒家、fo教、道教都遭到了破壞,F(xiàn)在社會在努力重塑文化共同體,但是從文化角度說,fo教保存的更好一些。
“就現(xiàn)實來看,fo教可以說是傳統(tǒng)文化最大的活載體!彼f:“比較一下毗鄰的雍和宮和孔廟的繁華程度,就看得很明顯!
對于那些選擇了隱逸生活的人們來說,他們“生活在別處”的人生選擇受到了尊重。而至于這種載體如何才能更好地為重塑文化傳統(tǒng)、促進社會和諧服務,也許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終南山的隱士們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詩經(jīng).國風》所說的終南山,又稱南山,在上古時期所指的范圍可大可小,可以用來指今天的秦嶺,也可以延伸到喬戈里峰。而現(xiàn)在所說的終南山,指的是在西安南面40公里左右的系列山巒。
在很長一段時間,因為臨近長安,而又深邃幽靜,終南山便是高人隱居的最佳場所。“終南捷徑”這個成語便出自此處。同時,這里還是中國道教的發(fā)源地和中國fo教的第二策源地,從長安自山腳,分布著眾多名觀古剎。
而到了現(xiàn)代,終南山又因山中眾多隱居潛修者而知名。近代四大高僧之二印光、虛云都曾在此隱居。著名fo教居士高鶴年在《名山游訪記》中稱贊說:“名山修道,終南為冠!
不再安靜的樓觀臺
3月中旬,記者來到了西安西南70公里處的樓觀臺,這里是傳說中老子傳授《道德經(jīng)》的地方。樓觀臺的住持是中國道教協(xié)會會長任法融,但是他現(xiàn)在不在觀里,而在西安的八仙宮,忙著籌備道教論壇。記者見到他時,任道長正和許多人談話,據(jù)說午飯都沒顧上吃。
樓觀臺也是一樣的繁忙,因為次日是老子的誕辰,這里正在舉行廟會。山腳的街上和公園里擺滿了小攤,觀門口則有許多乞討者。
記者沿山路一直登到山頂?shù)臒挼t,所說這里是老子煉丹得道的地方。根據(jù)《空谷幽蘭》一書記載,十多年前這里的主事是一位姓蘇的女道長。現(xiàn)在,小小的祠堂里站著的是一位男道長。記者問起蘇道長,他激動地說“走了!走了!”不知是因為激動還是屋里煙氣太重,他眼里流著淚水。
而祠堂邊賣香火的譚姓村民告訴記者,蘇道長多年前便到山下休養(yǎng),已經(jīng)去世。現(xiàn)在這位道長是山下派來接替她的。
記者問起山里是否還有獨自居住的道長,他指著遠處的一間茅屋說,以前那間屋子里有人住,現(xiàn)在都搬到山下了。
確實,這里太熱鬧了,不像是能找到隱士的地方。
在下山的路上,紅旗站的茶棚,記者遇到一位上山的道長。他自我介紹姓趙,已經(jīng)出家十幾年,以前在漢中,后來到這里的東臺居住。
記者問他是否經(jīng)常在山中隱居,“我一直住在山中!彼卮鹫f。
“那您有多少時間是一個人隱居呢?”
“我一直都是一個人住在房里,你不是嗎?”他笑著說,然后起身走了。
“我只是在照管這座廟”
南五臺在西安以南35公里處,因為有五座山峰而得名,當?shù)卮迕袼餍苑Q之為“五臺山”。在南五臺的山谷中,居住著許多fo教出家人,他們或獨自或三五人居住在簡陋的房屋甚至山洞中,他們的住所有一個共同的名稱———茅蓬。
記者從山下向上攀登,經(jīng)過了諸多寺廟遺址和印光大師的靈塔,登上主峰觀音臺后再越過山向下走,就到了茅蓬分布的后山。在滿山黛色的森林中,散布著一株株
桃花,還有隱約可見的茅蓬。
走了一段路之后,一座小山峰上出現(xiàn)一座比較宏偉的建筑,牌匾上寫著“兜率臺”。往下有一段陡長的臺階,向下可以看到松林中有幾間簡陋的瓦房,門前晾著幾件僧衣。這就是著名的“大茅蓬”。
這座建筑最早修建于公元6世紀,正式的名字叫“西林禪寺”。因為開始是用茅草所建———直到20年前還是這樣,俗稱“大茅蓬”,相應的,山下另一座比較有名的凈土茅蓬被稱為“小茅蓬”。
“大茅蓬”關著門,而且從外面上了鎖,兩邊寫著“游客止步,謝絕參觀”。
記者正在猶豫時,山后走來一位法師,看到記者腕上戴著念珠,他打開門帶記者進去,并請來了寶勝法師。
16年前,美國作家比爾-波特來訪的時候,寶勝法師還剛出家三年。后來比爾-波特在他書中寫道:“我被他的真誠和純樸所打動,希望有更多的人對他們自己和別人像寶勝一樣誠實!睍r隔多年,寶勝已經(jīng)記不清楚那個美國大胡子了,但是他還是和當年一樣純樸。更有意思的是,對于記者提出的“您如何修行”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和波特當年記錄的一字不差:“我不怎么修行,我只是在照管這座廟。”
“大茅蓬”的建筑在“文革”時差不多都毀掉了。落實宗教政策以后,陸續(xù)有出家人回來居住,并修筑茅蓬。開始的時候山上還不通公路,所有的材料都要從山下一趟趟背上去。即使是今天,公路也只修到前山的半山腰。后山諸多茅蓬的生活用品都要從停車場背到山頂,再從后山背下去?赡芤舱驗榈缆菲В@里才給隱士們留下了點清靜的空間。
最美的茅蓬
從“大茅蓬”繼續(xù)向下走,陸續(xù)路過幾個茅蓬,但都鎖著門。后來一位法師告訴記者,山上的隱士有長期居住的,也有的只住幾個月或者幾年,然后就會去其他地方隱修,臨走時遇到合適的人就把茅蓬交給他。也有人會把鑰匙掛在門上,誰來了就可以進去住。
據(jù)村民介紹,現(xiàn)在在山中住得最久的是“小茅蓬”里的乘波師太,她至少已經(jīng)住了28年。
而乘波的兩位師父——慧因師太和慧圓師太,在這里住的時間更長。據(jù)乘波師太介紹,這兩位師太都是解放前的大家閨秀,受過高等教育,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便出家了。兩位師太都是東北人,1955年在北京開會時結識,一起尋找地方隱修。來到南五臺后一看,“就是這兒了!”
原來居住在這里的東北籍僧人龍照法師把茅蓬讓給她,自己搬到嘉五臺去了。兩位師太就一直居住在這里,直到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圓寂。
1975年,家在西安的乘波跟朋友一起來看望慧因師太,像她的師父們20年前一樣,她一下子就喜歡上這個地方。
“開始我是定期來住一段時間,給師父們干活,過了幾年就正式出家住下了。”她回憶說。
談話的時候,她坐在院里的一棵
蘋果樹下。院內(nèi)還有幾棵桃樹,粉紅的桃花開得正艷。遠處的山上,月亮已經(jīng)升了起來,朦朧的月光照在桃花和屋后的清泉上,非常詩意。
很多來過終南山的人都稱贊這里是“最美的茅蓬”。
“小茅蓬”現(xiàn)在住著三位尼師,乘波師姐妹和她的一個徒弟。房屋就是fo堂、臥室和廚房。記者看到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凈凈,fo堂內(nèi)更是一塵不染,各種器具和書籍擺放整齊。廚房墻上還掛著一口鐘——據(jù)山下的法師介紹,她們雖然只有三個人,但是每天都按時敲鐘上堂,一絲不茍地遵從寺廟的規(guī)矩。
“我比我?guī)煾覆钸h了。師父每天除了干活都在做功課。除了念fo,每天還念七遍法華經(jīng)。我的精進差多了!闭f起這話,乘波師父微微低下了頭。
“師父在的時候,有任何財物都及時施舍出去,自己只有一件袈裟。我現(xiàn)在有些個人的東西還舍不得送出去!彼终f。
除了三位法師,這個小院里的“居民”還有一條狗。
“怕陌生人來,”乘波對記者說,“還有,山里有野獸,熊啊、
野豬啊、羚牛啊,有狗叫它們就不敢闖進來了。”
蘋果師父和正明法師
離開“小茅蓬”不久,天漸漸黑了下來。在重山掩映和密林遮蔽之下,月色也很昏暗。在回前山的路上,記者遇到一位回茅蓬的法師。他背著一個幾乎一人高的大筐,裝滿了各種水果,看上去似乎隨時會被壓倒。他身后跟著一只黑黃色的大狗,樣子很溫和。
回到山下的紫竹林,向客堂的寬訓法師說起此事,法師甚為驚訝:“他怎么都背回去了,因為天太晚了嗎?”
他向記者介紹,這位法師每次從前山背一筐水果回去,路上碰到行人和茅蓬就留下一些,一般回到住處,大筐就空空如也了,大家戲稱他為“蘋果師父”。
這位“蘋果師父”住在小茅蓬下面不遠,再往下,是寶勝法師曾經(jīng)住過的清涼茅蓬,再住山里走,還有幾十個茅蓬。
其中一個茅蓬住著正明法師。他剛搬過來不久,一個人住,自己挑水,自己種菜。因為很久沒理發(fā),剛開始記者還以為他是個村民。
“現(xiàn)在的茅蓬已經(jīng)不是茅蓬了,天天有人來,哪里靜得下來!彼麑τ浾弑г拐f,“那個美國人(比爾-波特)我見過,人挺好,但是寫這書不好,搞得大家都跑過來看茅蓬!
他抱怨的事情還很多,比如有人非要拍他種的
蘿卜,比如以前在衡山空氣太潮濕,比如為什么出家人要養(yǎng)狗呢?
“不過住了這么多地方,還是這里最好!”他最后總結說。
因為不愿意被人知道,他堅決不讓記者給他拍照。明滌法師(記者在路上邂逅的)提出用自己的手機跟他合影,他才同意。記者拍完之后,他拿過來反復地看,有點羞澀地說:“我還是第一次照相呢!
下山的公車沒有了,記者搭王先生(“大茅蓬”監(jiān)院寶珠法師的皈依弟子)的摩托車下山。在蜿蜒的山路上,他一直講著師父的各種事跡。同時抱怨現(xiàn)在許多寺廟太世俗化了!拔覀兩缴系膸煾競,那才是真修行!”他大聲說。
深讀
隱逸文化的根脈
躲進fo的屋檐下
中國自古多有隱逸之士,古有許由、巢父、伯夷、叔齊,今有李叔同(弘一法師)、明海、顧城,他們成為中國古、近代社會一道獨特的風景。
隱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獨特現(xiàn)象。從西周初年建立一直綿延到晚清的宗法制度和君主專制,是隱逸的社會政治土壤。從文化淵源上說,支撐中國文化的儒釋道三家都有歸隱的理想,孔子在理論上也主張“天下有道則現(xiàn),無道則隱”?道家主張“道法自然”,追求“小國寡民”,莊子自己就做了隱士?fo家則是最純粹的棄絕紅塵之隱。
隨著文化的發(fā)展,隱逸漸成一種自我的價值選擇和追求,在這種追求中,中國古代的文人為此創(chuàng)造了一個充滿詩情畫意、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使之成為對后代人充滿感召力的審美理想。
現(xiàn)代工商業(yè)社會交通和通訊的發(fā)達,加上中國近現(xiàn)代的歷史原因,使傳統(tǒng)的隱士近乎絕跡,“隱”起來越來越難了。而隱逸的理想并沒有就此斷絕。
豐子愷曾經(jīng)總結,人的生活可以分為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是衣食,精神生活是文學藝術,靈魂生活就是宗教。李叔同是沿著這個樓梯一層層走上去的。但是宗教的門檻并沒有那么高,尤其fo教,度一切眾生,因此,還有很多人更愿意到fo的屋檐下避雨。
大多人只看到fo的儀式
1990年,我國當代著名朦朧詩人顧城在新西蘭激流島隱居?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的明海、中國科學少年班的“天才”寧鉑、歌手李娜,直到“林妹妹”……這個名單可以列得很長,人們隱逸的愿望并沒在現(xiàn)代社會中湮沒。面對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的現(xiàn)代社會,失去了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自給自足,當隱居山林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今人更多地選擇了宗教。
古代隱士的理想之所終南山,現(xiàn)在除了寺廟中的出家人,還有少數(shù)居住在簡陋茅蓬的隱修者,還有一批住在山上的人,他們或是大學生,或是知識分子,總之是對宗教感興趣的人,他們相約到山上住幾天,或可稱宗教幾日游。
近期一本流行書叫做《
蓮花次第開放》,此書作者程然身為居士,多次去終南山,她說看到很多人燒香求fo,但大多沒有看到fo的智慧,只看到了fo的儀式,因此才會有對陳曉旭的謠傳。
來源:新聞午報
-----------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一直有種隱士情懷,或居廟堂,或在山野,達則兼濟,窮則獨善,社會需要時慨然而出,被棄在野時悠然南山。
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還有沒有隱士情懷?現(xiàn)代性的城市精神框架里,知識分子還愿不愿意超然物外?
★ 本刊記者/何曉鵬
山棗樹在巖縫間突兀地立著,一根細瘦的枝條挑出,有兩三米那樣高,迎著北方隆冬的寒風。
年過五十的孫曄就在這些山棗樹旁緩緩攀行,不時,他會駐下腳步,在青石上一坐半日。
這是冬日的燕山深處,風急露重之下,本就蒼莽的燕山山脈更顯浩瀚蕭瑟。孫曄羈留于此已近兩月時間,這是兩年中他第三次到這里。在這群山中,他走走停停,平日便借宿在山中農(nóng)家。
燕山石多樹少,諸般植物中,孫曄最喜歡山棗樹,當其他樹木枝葉已經(jīng)凋零時,一顆顆深紅色的棗子仍然在樹枝上掛著,觸動著獨坐一旁的孫曄。
往往這時,孫曄的家人正在猜測他的行蹤,即便有事也找不到人,手機不通、蹤跡難覓,只有在臨行前孫曄留下的話——“到燕山走走”。
提前12年退休
孫曄,遼寧國畫院副院長,北京畫院楊延文工作室畫家。去燕山是兩三年前的事了,現(xiàn)在的孫曄,一年中基本百分之七十的時間在北京,其余時間在位于遼寧本溪的家里。
孫曄的作息時間與家人是完全不同步的,每天凌晨一兩點鐘,當眾多的都市夜歸人還沒有入睡時,他起床了,一個人披著衣服在自己那寬闊的畫室里作畫。臨近日出時,孫曄會下樓,沿著小徑漫步而行。
當已經(jīng)有早行的人開始為上學、上班而奔忙時,孫曄悠然踱步而歸,閉門休憩,如果上午沒有朋友打擾,他會睡到午飯時分。下午便在書房中讀書至黃昏。夜晚或與朋友小聚清談、或者與家人度過,休息幾小時后,又有新一天開始。
傳統(tǒng)文人氣質極濃的孫曄,即便是在沒有退休之前,也過著一種半工作半“隱居”的生活。
在其先前工作所在的本鋼文化藝術中心,孫曄興之所至時經(jīng)常把辦公室的門反鎖上,閉門寫字畫畫。有人敲門也不應,電話也不接,全中心的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而在出差過程中,孫曄也常會“杳然消失”。一次與同事路過蘇州拙政園,忽遇大雨。躲在亭子里的孫曄看著雨中竹林萬千動態(tài),看到了妙處,便讓同事先行離開杭州,他則留了下來,每天醒來便到拙政園里看竹子,一連十余日,看遍了晴、陰、風、雨、露中的竹林景象,終于了然為什么古人會有“寧可三日無餐,不可一日無竹”的情懷。
因為身兼數(shù)職,雜事繁多,孫曄1998年申請退休,距他正常退休時間早12年。
退休后不久,他便把位于市中心的三居室賣了出去,在本溪市的北郊買了一處居所,北臨緩緩而流的太子河,書房南望便是蜿蜒起伏的青山。
這些年來,孫曄幾乎走遍了中國的名山大川。在北京居住期間,也是住在遠離市區(qū)的僻靜居所,平日出門,常是一個人,夾著寫生本,去處也都是野三坡、十渡這樣的僻遠所在。
而與朋友往來,孫曄也不擅作偽,與他相得的朋友年齡寬泛得很,時常相聚一處把酒言歡。但對不喜歡的邀請,他也常常不加理會,實在躲不過,便離家遠游,數(shù)月才歸。
盡管親朋都知道他在北京的住所,但想隨時找到他,很難。在他們眼里,孫曄,儼然是一個現(xiàn)代隱士。
我真的盡量幸福了
居于都市之中,而過著中國古代隱士般的生活,這在目前并非少數(shù)。尤其在一些知識分子及白領中屢見不鮮。一方面,他們是這個社會正常運轉的中流砥柱,同時,他們又會時常遠離喧囂,于獨處中調整著自己的身心。無論在生活方式上還是在精神層面,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隱逸文化的模糊影像。也許我們可以稱他們?yōu)榻裉斓闹袊半[士”。
他們會階段性地尋找一種緩慢的節(jié)奏或者投身自然與之親近,以此來緩釋平日
積聚的壓力與緊張的精神狀態(tài)。
在這樣一個階段中,他們會暫別平日的奔忙環(huán)境,或者遠遁于鄉(xiāng)下的居所,或者遠足于異域他城。即便身處家中,也會減少交際往來,使平日“為交際而交往,為賺錢而工作”的狀態(tài)就此阻斷。
對于這個群體而言,生計與發(fā)展早已不是問題,關注的是如何不在激流勇進的漩渦中迷失自己,他們在積極參與社會前進進程的同時,盡力使自己保持一段可以審視他者與自我的距離,以此來保持自我的完整。
但與傳統(tǒng)的隱士不同,他們隱與不隱與仕宦無關,隱于他們而言,更多時候,可能意義只在于生活方式。通常他們會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和經(jīng)濟能力,也惟有如此才能保證他們有隱的意愿和條件。
在杭州的
姜含愫就是一個當下“隱者”,這個家在沈陽的姑娘一年前辭掉了一份收入豐厚的工作,于今年夏天跑到杭州西湖邊上租了一處房子,過起了隱居生活。
為了學習做杭州菜,本無需打工便可悠閑度日的她,在杭州的一家報紙開了個美食專欄。目的很明確,可以堂而皇之地到杭州各大飯店品嘗美食、請教廚藝。而大多數(shù)時間里,姜含愫把時間花在了游西湖上。
每天中午出門,在西湖邊上信步而行,一走就是五六個小時,直到傍晚才姍姍回家,發(fā)揮自己的廚藝。有時,把腳走得磨出了水泡也渾然不覺。
對于西湖,她有一種說不出的眷戀。第一次來杭州是在2002年的“十一”,走在河舫街時,突然間就淚流滿面了,她覺得自己跟這個地方一定有著某種聯(lián)系,于時她決定自己一定要在這里,在杭州邊上,生活一段日子。
她這樣對記者描述她心目中的杭州,“杭州在我心里一直是一朵桃花,是烙在我額頭上的一個紅印,因此我來了!
姜含愫說,盡管自己現(xiàn)在不工作,但在房地產(chǎn)行業(yè)有著豐富工作資歷的她,早在幾年前就已經(jīng)沒有了為如何賺錢而產(chǎn)生的焦慮,“好幾年前我就覺得,我這生再也餓不著了!呵呵。”姜含愫半開玩笑地對記者說。
她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過程都應該有一個可以圍繞的原點,而在她的觀察中,絕大多數(shù)人并不清楚自己的原點是什么,有時“奮斗”就成了大多數(shù)人的原點,但她懷疑這個原點的意義,“造福社會?意義又在于什么呢,難道不是讓大家更好的生活。但如果你可以很好的生活,為什么不善待自己?”
在杭州還要隱居多久,姜含愫說直到玩夠為止,她有種感覺,覺得自己一定會在這里找到些什么——一個久已失落,但她一直在尋找的東西。找到了,她就會離開,也許就不離開了。
有趣的是,姜含愫周圍的親戚朋友也都欣賞她的生活方式,比如她的父母出于關心也會問女兒一些問題,“我是個有孝心的人,但他們能尊重我。他們有時也問我幸福嗎。我說我幸福。他們就放心了!
“而且我向上帝保證,我真的盡量幸福了。”她笑著說。
北京北的北村
與接受記者采訪的其他人不同,作家北村覺得自己的生活與中國傳統(tǒng)的隱士沒有相通之處。
北村認為,傳統(tǒng)文人的精神世界多處于兩極,要么是入廟堂,要么隱山林。后者又多表現(xiàn)為放浪形骸、不拘小節(jié)。北村對這兩種都不喜歡,因為這兩種精神下都不會產(chǎn)生獨立的知識分子以及知識分子精神。
但北村始終喜歡一種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的生活方式。在福州居住期間,單位在市中心集資建房,他拒絕了,而是留在位于市郊的單位宿舍樓里。
2001年,北村來到北京,先是租房居住,所選之地也多靠于農(nóng)村,經(jīng)常早上起來,北村跟村民一起守在路邊吃早點。
兩年之后,北村決定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他選擇了位于宋莊的畫家村——一個比北京衛(wèi)星城通州還要遠的地方,并按照理想中的樣式,準備給自己蓋一棟二層的木屋。結果北京的大風讓這個蓋了一半的木屋
流產(chǎn)。一笑置之的北村重蓋了一個磚石的房子。
現(xiàn)在,北村搬到了北京北部居住,足不出戶,就可以看見窗外的長城和群山。
對于他而言,在偏遠處生活,可以強制自己收攏精神,從而讓自己身處于一個沉思的環(huán)境里,面對的不是
嘈雜的人群,而是河水、山川,“不是說與人接觸不好,而是需要大量的時間來思考問題”,北村說。
在宋莊居住期間,北村的家里,曾經(jīng)有兩次有蛇爬入,這對北村和他的愛人無疑是不小的驚擾。而且在他現(xiàn)在的居所附近,無論是購物還是就醫(yī)都極為不便。但這并不影響他生活方式的選擇。
于此隱居的北村,與很多作家作息習慣不同。他每天日出而起,日落而息,按照自然的律動來調整自己的生活。上午寫作,下午看書,晚上跟愛人一起看看電視。
在北村的家里甚至沒有安裝電話,惟一與外界時刻聯(lián)通的,就是電腦的寬帶網(wǎng)絡。但他每天上網(wǎng)時間不會很久,在這個人們隨時都會被“信息”沖擊成碎片的時代,北村認為上網(wǎng)超過半個小時,就會無謂地浪費精神。
平時無事,北村也會開車到市內(nèi)見一些談得來的朋友,但社會上邀請的各種會議和活動,他一概拒絕了。
喜歡遠離喧囂的北村并不適應北方的天氣,但他仍然選擇留在北京。這是因為北村覺得,在北京可以清晰而完整地看到城市的發(fā)展對人影響的過程。盡管在福建也會有這種感知,但在程度上有差異,這種差異是媒介傳播所無法消弭的。
就是以這種生活狀態(tài),北村一邊在關注、體察著城市發(fā)展過程中,各種各樣的事件、現(xiàn)象、沖擊與誘惑,一邊保持著自己的距離,在遠離市區(qū)、遠離嘈雜的地方,過著悠然獨立的隱居生活。
在精神層面開個天窗
雖然他們會不定期遠離喧囂親近山野,但目光卻從未離開過我們的社會
★ 本刊記者/何曉鵬
隱士,本是中國古代的一個特殊的符號,他土生土長,又與儒、道、釋、法等傳統(tǒng)文化有著盤根錯節(jié)的聯(lián)系。他并非是一個可以整齊劃一的階層或者群體,但從古至今,隱士都 是具體而有所指,甚至在不同時期,人們大可以歸納出當時的隱士“領袖”。
通常而言,隱士指隱居不仕的讀書人。但對于隱士,人們最常聯(lián)想到的是青松明月、山野林泉的野逸生活,孑孓獨立、淡泊清靜的高潔人格,以及不羈于流俗的獨立性格?梢哉f,中國古代的隱士,幾乎成了一個個性自由、有完整自我的代言。
但這種認識并不確切。
當社會上的外部壓力足夠強大時,就會有大量具有隱逸思想的人出現(xiàn),為自己在精神層面開個天窗,成為一種對既有制度壓迫、精神桎梏的反彈。也因此,風清云淡的生活也只是中國隱士的一種表層現(xiàn)象,精神內(nèi)里即便是一種沉靜,也是諸多激蕩后的沉淀。正如《易》中所言:“天地閉,賢人隱!庇秩缈鬃铀裕骸疤煜掠械绖t見,無道則隱!
南懷瑾先生于《隱士與歷史文化》中也說到這一層,“中國一般的知識分子中,走隱士路線的人并不是不關心國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關心,也許可以說關心得太過了,往往把自己站開了。”
但站開了不是不管,而是在明知不可為時,不勉強去做,不會把儒家的硬砥中流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正如南懷瑾先生多次提到的唐代“文中子”王通,在暴隋之時,王通便有志于天下,欲取而代之。但考察一番之后,覺得事尚不可為,便回家培養(yǎng)年輕人。至唐之開國,如李靖、房玄齡、魏徵等一干元勛多是他的學生,也算以此方式開創(chuàng)了唐代的三百年歷史與文化。
于今,每當談到隱士,人們多會在一種消極的語境中來審視。但在近三千年的時間里,隱逸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卻并非如此單純,“處江湖之遠”者往往亦多有懷有廟堂之憂。
中國最早的隱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至商周而顯赫,伊尹、姜尚、伯夷、叔奇,至秦漢時的商山四皓、張子房,再漢以降的諸葛亮、陸機、謝安、陶淵明、陶弘景等,無一不是心懷時局之士。這些人中,又多為經(jīng)緯天下局勢的歷史關鍵人物。
但在崇尚“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中國,古代文人更多愿意從“德”之所立來看待歷史上的賢人隱士,以此作為身處困厄時的一種心里安慰。而對隱士現(xiàn)象中所反映的現(xiàn)世關懷,卻少有注目。這種功利性舍取的偏頗也是造成現(xiàn)世大家常把隱逸與消極相關聯(lián)的原因之一。
《空谷幽蘭:尋訪現(xiàn)代中國隱士》是近兩年暢銷的一本書,作者是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比爾曾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親身探訪隱居在終南山等地的中國現(xiàn)代隱士,并試圖對中國的隱逸文化及其傳統(tǒng)進行梳理。但可惜的是,按照他對中國古代隱士的既有認識——“隱士能夠與天對話。他們諳熟天的種種跡象,他們說著天上的語言。隱士是薩滿和神、草藥師和外科醫(yī)生、冥陽之事的行家……他們承載了中國文化最古老的價值觀!薄业降拇蟛糠种皇且仓荒苁且恍┏黾胰耍葼柊堰@些修行者視為中國當代的隱士。
無疑,這發(fā)生了很大偏差。且不說伊尹、姜尚、張子房以及被稱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等人,即便是作為中國隱逸“掌門”的陶淵明也并非只有“采菊東籬”的靜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剛怒目在文學史上早已為人所知。
這里所說的并非是“大隱隱于市”的老話,而是應凸顯中國隱逸傳統(tǒng)中,隱士本身具有的個性完整與現(xiàn)世關懷。如果以此為參照,那現(xiàn)存于中國的當代隱士絕不是比爾·波特在大陸所拜訪到的那些修行者,也并非都處于名山大川中的寺廟庵堂。
他們的所在,往往就在中國快速前行的各個都市里,他們會不定期遠離喧囂親近山野,但目光卻從未離開過,這與山上不知魏晉的修行者是不同的。
中國古代隱士之十種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陳傳席先生,把中國古代隱士分為十種。
完全歸隱:歸于此類的隱士是真正意義上的歸隱,他們與為仕而隱完全沒有干系,即使有時機有環(huán)境有條件,甚至朝廷派人來多次延請,他們也拒不出仕,如晉宋間的宗炳、元代的吳鎮(zhèn)等。
仕而后隱:這種類型的隱士在中國古代很多,當過官,因為對官場不滿而解冠歸去。這其中,名氣最大的是陶淵明,其隱逸的名氣甚至超過其詩名。但陳傳席認為在陶淵明歸隱之后就變成“真隱”了。
半仕半隱:此類人先是做官,但后來不愿做了,但辭官又無保于生計,于是雖做官,卻不問政事,過著實際的隱居生活,雖然不具有隱士的名分,但卻有隱逸思想,如唐之王維。
忽仕忽隱: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隱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勢有利,又復出仕,之后再歸去。陳傳席先生評價這種人不果斷,拖泥帶水,并說王蒙創(chuàng)造了拖泥帶水皴,董其昌的畫用筆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們的性格有關。
隱于廟堂:這類隱士,雖然做官,但不執(zhí)著于政事,陳傳席評價之為隨波逐流,明哲保身,對國家危害最大。
似隱實假:如明代隱士陳繼儒,雖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寫詩譏笑他“翩翩一只云間鶴,飛去飛來宰相家”。
名隱實官:如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人稱陶隱士,雖然隱居山中,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稱為“山中宰相”。這種隱士實際上不具隱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為了更自由而已。
以隱求仕:通過隱逸來博得名聲引起朝廷的關注,然后出仕,即所謂的“終南捷徑”。如唐代的盧藏用在考中進士后,先去長安南的終南山隱居,等待朝廷征召,后來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遺,他曾對友人指著終南山說:“此中大有嘉處。”
無奈而隱:此類人實際上最熱心于時局,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他們“隱居”只是為了表示不與清王朝合作,實際上從事最激烈的反清斗爭。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
真隱而仕:此類隱士在隱居時基本上都是真隱,但當時機來臨時就出山,沒有時機就隱下去。如殷商時伊尹、元末的劉基,名氣最大的是諸葛亮。 ★
(本文根據(jù)陳傳席先生《隱士和隱士文化問題》整理而成)
專訪川大哲學系教授黃玉順:隱士與后現(xiàn)代
“隱士”這種意識方式也是傳承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的一種需要,也是對現(xiàn)代性生活的一種補充,盡管它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東西
★ 本刊記者 / 何曉鵬
當今中國的“隱士”們與中國傳統(tǒng)的隱士思想和西方的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有著怎樣的關聯(lián)?他們在面對東方圣賢與西方哲人時,對自我是一種怎樣的關照?隱逸山林是否真就是消極遁世?在不同時代、不同語境下,我們會得到一種不同的認識。
對此,我們采訪了
四川大學哲學系教授黃玉順先生。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什么地方“隱居”呢?(記者笑問)
黃:(笑)我還沒有。不過我有時也到朋友那里去玩,在他們鄉(xiāng)下的居所。但現(xiàn)在確實有不少大學教師的生活是這樣的,尤其是一些藝術學院的教師更是如此,他們喜歡到郊外、到鄉(xiāng)下去搞創(chuàng)作,或者與朋友們相聚。
其實不只是高校教師,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有這種傾向。比如說大都市里的白領階層,也非常典型,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在八小時之內(nèi),會規(guī)規(guī)矩矩地在現(xiàn)代性社會架構下謀求自己的生存發(fā)展;但在八小時之外,他們追求一種后現(xiàn)代的生活方式。這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
中國新聞周刊:現(xiàn)在的“隱士”們與中國古代的隱士傳統(tǒng)有無相通之處?
黃:有同有異。跟中國古代的隱士相比,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是對現(xiàn)行的社會架構的一種回避、拒斥、甚至反抗。其實不只是中國如此,西方國家也是這樣,F(xiàn)代的“隱士”們普遍具有一種“后現(xiàn)代”的色彩——自我放逐。
20世紀以來,東西方的知識分子開始對“現(xiàn)代性”進行反思,F(xiàn)代性體現(xiàn)在諸多方面,而表現(xiàn)為一種社會架構,它無所不在、無孔不入。人們生活在其中,會覺得非常辛苦、冷酷,感受到一種壓迫感,于是產(chǎn)生逃避、甚至反抗的反應。在思想界,這會產(chǎn)生一種反思;而在個體身上,則會產(chǎn)生一種“隱士”的生活態(tài)度。這與古代的、比如魏晉時代的隱者是相似的,都是對現(xiàn)存的某種社會架構的一種拒絕和抵制。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認為古今存在著相通性。
但我們要認識到的是,這畢竟是不同的時代,F(xiàn)在這些“隱者”,這些具有“后現(xiàn)代”自我放逐傾向的知識分子,他們和古代的隱者、比如道家思想影響下的人物是不同的:一個是面對的現(xiàn)代性的架構,一個是面對的前現(xiàn)代的架構。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你認為現(xiàn)在這種“隱士”現(xiàn)象是受西方“后現(xiàn)代”思潮的影響,而不是緣于中國古代的隱士傳統(tǒng)?
黃:不是這么簡單。一方面,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思想觀念本身是在生活方式中產(chǎn)生的。比如今天,我們思考這個問題,要把“后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狀況”作一個嚴格的區(qū)分:后現(xiàn)代狀況是我們的生存方式,在這個生存方式中才產(chǎn)生了這樣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思想。一切都是生活本身給出的。
比如魏晉玄學時代,那些玄學家們有一種隱士傾向,他們對當時的社會架構保持著一種回避、不合作的態(tài)度,這是由他們的生活境遇決定的,他們當時所處的生存環(huán)境非常險惡。我們今天可能沒有那樣一種險惡的生存環(huán)境,但我們的社會架構有另外一種形式的壓迫,比如大家現(xiàn)在覺得每天都非常累,人與人之間非常冷漠,精神上空虛、甚至很痛苦等等。這些是現(xiàn)代性的一種普遍問題,東西方皆然,是由生活方式造成的情緒。
但另外一方面,這種生活方式既是現(xiàn)代性的,同時也是民族性的。因此,當今“隱士”現(xiàn)象也與中國古代隱士傳統(tǒng)有關。
但我想說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不論是古代的隱者,還是今天的具有后現(xiàn)代傾向的知識分子,你會發(fā)現(xiàn),所有那些具有最典型、最強烈的自我放逐傾向的人,往往都是在當時既有社會架構下生存得最成功的人,他們恰恰是完全依賴于這種既有制度而生活的。舉例來說,后現(xiàn)代思想的發(fā)源地法國,那些思想家都是教授,他們恰恰依賴現(xiàn)代性的制度而生存,F(xiàn)在一些年輕人、“新新人類”之類,他們有一種很“后現(xiàn)代”的生活態(tài)度、人生態(tài)度,但他們都是依靠父母輩在現(xiàn)代性制度下辛辛苦苦賺來的錢來維持他們那種很“后現(xiàn)代”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有一個基本結論:后現(xiàn)代狀況只是現(xiàn)代性狀況的一種必然的伴生現(xiàn)象,而后現(xiàn)代主義的思想態(tài)度其實也只是現(xiàn)代性觀念的一種補充。選擇后現(xiàn)代生存方式的人——當今的隱士,實際上都是依賴于現(xiàn)代性生活方式的社會架構而生存的。就像我們每個人都向往大自然,常會與它親近,但我們絕不會在大自然里去謀生、去生存,而總是急急忙忙地趕回大都市來。
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它關系到我們中國今天的選擇問題。比如說,現(xiàn)代化還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任務,但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現(xiàn)代化,就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質疑現(xiàn)代化的聲音了,這可能會帶來某種危險。
中國新聞周刊:但中國當今的“隱士”在寄情于山水中的時候,可能更多想到的還是陶淵明、李白等人,而不是西方的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家。
黃:在如我剛才所說,從根本上來講,這是不分東西的,而是由我們的生活方式?jīng)Q定的,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但另一方面,我們畢竟是處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之中,在生活中、在觀念上積淀了豐富的民族性的東西。法國人當然不會想到陶淵明,但我就會。比如,我是搞哲學的,那么,我自己的思想認識是生活所給予的,在我的意識層面,既會呈現(xiàn)出一些西方后現(xiàn)代思想家的形象,也會呈現(xiàn)出陶淵明等古代隱者的形象,而他們會融合起來。
而且,說到當今的“隱士”,你會發(fā)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與影視中流行古裝戲有著有趣的聯(lián)系,就是當今的中國人都在尋求一種東西,那就是:現(xiàn)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古裝戲所寫的其實都是現(xiàn)代人,但那是一種民族性表達!半[士”這種意識方式也是傳承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的一種需要,也是對現(xiàn)代性生活的一種補充,盡管它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東西。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補充會一直存在下去嗎?
黃:我覺得會一直存在下去的。任何時候,人都需要在一種社會架構下生存發(fā)展;但同時,我們也會對它產(chǎn)生某種排斥情緒。一個美國未來學家曾說過類似的話,他把在現(xiàn)代性“高技術”架構之外的精神上的追求叫做“高情感”,他說,“高情感”是“高技術”的伴生物,在“高技術”下生存的人一定會有“高情感”。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有著“高情感”的當今“隱士”們會對既有的社會架構有影響嗎?
黃:他們當然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現(xiàn)代性的社會架構。這是他們無能為力的。但也會有作用。比如20世紀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就導致了在各個層面上對現(xiàn)代性社會架構的一些修補、修正,使它更加“人性化”。
所以,如果讓我來評價后現(xiàn)代主義,我會這樣說:那只是現(xiàn)代性社會架構的一種自我調節(jié)機制,是現(xiàn)代性的一種自我診斷、自我修正機制,而不能把它看作是現(xiàn)代性的對立面。對于當今中國的“隱士”的評價,也是相似的。在這個意義上,“隱士”思想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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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傳席
“隱士”就是隱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識分子,否則就無所謂隱居。不仕,不出名,終身在鄉(xiāng)村為農(nóng)民,或遁跡江湖經(jīng)商,或居于巖穴砍柴。歷代都有無數(shù)隱居的人,皆不可稱為隱士!掇o海》釋“隱士”是“隱居不仕的人”,沒有強調“士”,實在是不精確!赌鲜贰る[逸》云:隱士“須含貞?zhàn)B素,文以藝業(yè)。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倍乙话愕摹笆俊彪[居怕也不足稱為“隱士”,須是有名的“士”,即“賢者”,《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庇衷唬骸岸菔罒o悶!庇衷唬骸案呱衅涫!薄恰百t人隱”而不是一般人隱。質言之,即有才能、有學問、能夠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隱士”!赌鲜贰る[逸》謂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云以為氣”。因而“隱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稱的“處士”(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隱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隱居不仕的人。但這個“處士”,是指從來未做過官的人。先官后隱如陶淵明也叫隱士,卻不能叫“處士”。
舊時認為隱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杜f唐書·隱逸》稱“所高者獨行”,“所重者逃名”。《易·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彪[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隱士”又叫“高士”。江蘇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畫家隱士黃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黃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畫家倪云林也被人稱為“倪高士”。晉宋時戴逵和他的兒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畫家、大雕塑家、大音樂家,他們都隱居不仕,所以《歷代名畫記》稱之“一門隱遁,高風振于晉宋”。戴氏父子是大藝術家,然而傳記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藝術”,卻列入“隱逸”,是因其有才藝才被稱為“隱士”,因其“隱”,方有“高風”!妒酚洝分杏浌湃苏Z“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來隱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為隱士立傳。但德在何處?卻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嚴光,拒絕了漢武帝的親自征召和封賞,而隱居富春江。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中說:“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睋(jù)說這“風”,原寫作“德”。在范眼中,嚴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詩人楊萬里就在《讀〈嚴子陵傳〉》一詩中說:“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朱元璋說的更是擊中要害,他在《嚴光論》一文中說:“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于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卻仍凄巖濱水以為自樂!偈钩嗝、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于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yōu)游樂釣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見《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釣處》附)朱元璋雖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這段話卻有值得思考的內(nèi)容:隱居的人德就高嗎?
實際上,從來隱士,大抵可以分為十種:其一是真隱、全隱,如晉宋間的宗炳、元代的吳鎮(zhèn)等,從來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隱,如陶淵明。陶是著名隱士,傳列《晉書》、《宋書》、《南史》三史中的“隱逸”,其實他不是一個純粹的隱士,他當過官,因對官場不滿才隱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當過,傳列入《隱逸》。而他的學生文徵明,只在京城當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隱居至死,但其傳就未被列入《隱逸》而列入《文苑》。陶淵明也是先官后隱,但其“隱”的名氣太大,超過其詩名,不過陶淵明后來是真隱了。像陶淵明這樣先官后隱的隱士較多。其三是半官半隱,如王維,開始做官,后來害怕了,但如辭官隱居又沒有薪水,生活沒有保障,于是雖做官,而不問政事,實際上過著隱居生活。這類人從名分上不能算做隱士,但有隱逸思想。有隱逸思想表現(xiàn)在意識形態(tài)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隱,如元末明初時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幾年官,又去隱居,朝廷征召,或形勢有利,又出來做官,做了一陣子官又回去隱居。這種人不果斷,拖泥帶水,王蒙創(chuàng)造了拖泥帶水皴,董其昌的畫用筆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們的性格有關。其五是隱于朝。這種人身為官但思想已隱,做官不問政事,“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隨波逐流,明哲保身。這種人對國家損害最大。其六是假隱,如明代陳繼儒,雖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寫詩譏笑他“翩翩一只云間鶴,飛去飛來宰相家”。其七是名隱實官,如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人稱陶隱士,雖然隱居山中,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稱為“山中宰相”。這種人身為隱士,實際上不具隱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隱求高官,如唐代的盧藏用。劉肅《大唐新語·隱逸》記,盧藏用考中進士,先去長安南的終南山隱居,等待朝廷征召,后來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遺。后來,另一隱士司馬承禎亦被征召而堅持不仕,欲歸山,盧藏用送之,指著終南山云:“此中大有嘉處。”這就是“終南捷徑”。用這種隱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實非真正的隱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隱,實際上從事最熱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他們“隱居”只是為了表示不與清王朝合作,實際上從事最激烈的反清斗爭。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敗后,為了逃避迫害,隱于禪,但他終生都忠于明王朝,終生反清,情緒十分激烈,一直沒能靜下來。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其十是先隱居,基本上是真隱,但等待時機,等到時機就出山,等不到就隱下去。如殷商時伊尹、漢末諸葛亮、元末的劉基等。其次還有一種不得已的隱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舉業(yè),明清易祚之際,他奮起反清,失敗后不得已而隱,但后來一變在思想上真的隱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隱了,在意識形態(tài)上表現(xiàn)出來的都是以“淡”、“柔”、“遠”為宗的。
隱士在每一個時代的情況都不同,但總的來說,還有一個時代性的問題。談起歷史,“安史之亂”可以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轉折點。“安史之亂”前,封建社會蒸蒸日上;之后,每況愈下。時代對知識分子有一定影響,而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影響更大。因為任何時代,社會的實際領導階層只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凝聚起來,一齊為國家著想,國家就有希望,否則便會相反。從群體上看,唐代之前,知識分子都能為國家著想。漢代馬援那句名言:“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后漢書·馬援傳》)激勵無數(shù)志士仁人為國捐軀。唐代的知識分子們“不求生入塞,只當死報君”,“報君
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要得此生長報國,何需先入玉門關”,“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唐朝的君臣們共同努力,擰成一股繩,使國家強大起來。宋朝的知識分子也還是好的,雖然沒有唐代知識分子那樣報國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頹廢,但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尚能為國憂慮。北宋的知識分子“進亦憂,退亦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南宋的知識分子“一身報國有萬死”,“位卑未肯忘憂國”。南宋早期有岳飛、陳東為國事努力,中期有陸游、辛棄疾等詩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線,晚期還有文天祥、張世杰、陸秀夫等為國捐軀。而且厓山、海陵山的抗元軍民們是集體犧牲,無一叛降,這是何等的氣概,元以后便沒有了。
唐以前,是君臣共同努力使國家強大。宋就不同了,臣民為國,而君相卻賣國。名義上國家是屬于皇帝的,而毀壞國家者,恰恰是皇帝。北宋敗于宋徽宗及蔡京、童貫等六賊之手。南宋的支持者是宗澤、岳飛等人,而賣國的恰是高宗趙構和宰相秦檜等。南宋末,國事也正敗在宋理宗、宋度宗、丁大全、賈似道等君相手中。當宋朝的臣民抗元正激烈時,皇帝、太后卻投降了,而且命令臣子投降。臣之努力正是為了報國報君,而君卻如此,所以南宋之后,知識分子都寒了心。
元朝的知識分子則不再過問國事,元曲有“體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奪了呵奪漢朝,篡了呵篡漢邦,到與俺閑人每留下醉鄉(xiāng)”,“
葫蘆今后大家提,想誰別辯個是和非”。元代士人不問國事,終日在勾欄妓院中和妓女優(yōu)伶一起鬼混,也和元的等級制度有關。元代的士人幾乎是集體退隱。明朝的情況又特殊。朱元璋是個天才,他由一個貧苦的農(nóng)民、叫花子,依靠士人當上了皇帝,但又總是懷疑士人看不起他,因而他大殺了一批士人,還發(fā)明了“批頰”即當面打士人的嘴巴,動輒便把士人打死、摜死,這是他自卑心理造成的,從而造成了士人的自卑。一個人只有得到別人尊重時,才能更好地為國為民著想;一個人得不到別人尊重時,他想到的往往只是他個人,甚至會毀壞國家、損害他人。所以,歷代的功臣和士人都能盡力維護國家,而太監(jiān)、佞臣等靠自殘或迎逢而深居宮廷,他們得不到別人的尊重,往往就會損害他人、損害國家。明朝的士人不被皇家尊重,在高壓政策下,他們不得不為君所用,但也決無發(fā)明,僅是虛應故事而已。一旦高壓解禁,曾被輕蔑的士人便只考慮個人,而不再考慮國家。當國家危難之時,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明永樂年間預修過《永樂大典》的慧暕和尚說:“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
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到了永樂后期,國家尊重知識分子,對士人采取寬松政策,很多知識分子開始還心有余悸,后來膽子大了,一部分知識分子以傳播畫藝等為名,到國外去定居,在國外搞得好就不回國,搞不好又回到國內(nèi)來,來去自由。這個時候,慧暕和尚又說:“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保ㄒ婈懭荨遁膱@雜記》卷二) 朱元璋時代,知識分子雖然無負國家,但因心驚膽戰(zhàn),只能順著朱元璋的意思去辦事,個人的才智都沒能很好地發(fā)揮。到了永樂年間,高壓政策解除,知識分子得以解放,但曾被輕蔑又因失去了對國家的信任,大都為自己著想,很少有人愿為國家獻身,所以說“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但明代早期知識分子尚能知重名節(jié),而中期至后期的知識分子連名節(jié)都不要了!睹魇贰ら廃h傳》上有一段總結云:“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jié),雖以王振、汪直之橫,黨與未盛。至劉瑾竊權,焦芳以閣臣首與之比,于是列卿爭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內(nèi)閣上。迨神宗末年,訛言朋興,群相敵讎,門戶之爭固結而不可解。”最后說:“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誠無所窮極也。”歷代的知識分子對閹人是不屑一顧的,而明中期之后,知識分子為了個人利益,竟附麗于閹人,充其羽翼,而且“列卿爭獻媚”,何其鄙也。到了這一步,這一批人已失去了知識分子的起碼人格。
明末天下大亂,正是知識分子為國盡忠之時,可是朝中知識分子紛紛逃離。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外時,崇禎帝敲鐘召百官議事,竟無一人上朝。崇禎帝臨死前寫在衣襟上一段話就強調:“皆諸臣誤朕!保ā睹魇贰でf烈帝》)“諸臣誤朕”實從洪武年間的“朕”不尊重“諸臣”積累而至。明末陳洪綬目睹朝中官員所為,他總結當時官員“皆身謀而不及國”(見《寶綸堂集》)。當年君待臣太狠了,君不把臣看重,臣也就不會把君看重,不為君謀,只好為身謀,也許是臣的素質低下原因之一。
明末清初,身為明朝高官并為一代名人的錢謙益、吳偉業(yè)、王時敏、王鐸等等一大批文人都投降了清朝,心安理得地為新王朝服務。錢謙益的名詩:“春風自愛閑花草,蛺蝶何曾揀樹棲”,正代表這一批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自古以來,忠臣不事二主,而錢謙益卻自比蛺蝶,無須擇樹擇主,真是太沒骨氣了。
清初,統(tǒng)治者開始整治這批沒有骨氣的文人。據(jù)康乾時王應奎的《柳南續(xù)筆》卷二所載《諸生就試》所云:“鼎革初(清初),諸生(明所遺秀才)有抗節(jié)不就試者。后文宗(主試考官)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T生乃相率而至。人為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伯夷、叔齊,周初忠于商朝的隱士)下首陽,幾年觀望好凄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斑M院,以桌凳限于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為詩曰:‘失節(jié)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凄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聞者無不捧腹。“(按《清朝野史大觀》有相同記載,文字略異)清王朝告示隱逸之士,如果出來應試,朝廷便會錄用。這些沒有骨氣的“隱士”便紛紛參加考試,一參加考試,就是想當清朝的官,也便失了節(jié),便不是隱士了。但清朝錄用的人數(shù)很少,大部分人都被趕回老家,官未當上,隱士也當不上了,好不凄涼啊,雖有怨也無法出于聲,只好藏于心。清王朝在明清易祚之際殺了一批抵抗的文人,然后又收買一批有才學之士,隱居之士中有才學之士又一次被收買,對剩下的文人便愚弄一通,一腳踢開。有怨聲又能怎么樣?無非是咒罵幾聲。于是清統(tǒng)治者采取第三步措施,大興文字獄,把一批有怨聲的文人抓起來判刑,割去腦袋,腦袋一割,就不能再咒罵了,其他的文人也就老實了。軟硬兼施,威恩并濟,清統(tǒng)治進一步鞏固之時,文人們也被整苦了。
從此,文人們無所適從,只好繼續(xù)鉆到
故紙堆里考證點文字。無所適從之后,便是無不適從。清中期黃易寫了一聯(lián)云:“左壁觀圖,右壁觀史;無酒學fo,有酒學仙!闭俏娜藗兊纳顚懻铡C鞒奸_始硬,后來軟;清朝的政策是一硬二軟再硬,這軟硬交替用于士人身上,士人們既失去了剛性,又失去了韌性,失去了士人在社會中的領導形象和作用!盁o所適從”還反映了他們的苦痛,“無不適從”則自己變自己為無足輕重的小人了。洪亮吉那段名言:“士大夫漸不顧廉恥。有尚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以倍而求拜門生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隸并樂于抗禮者……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士大夫之行為如此,何以責小民之夸大夤緣?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士大夫為什么會如此?因為他們被朱元璋和清統(tǒng)治者整得不再尊貴了。古時候,士大夫有很高地位,很體面的身份,明以前士大夫(臣等)與君議事不用下跪,乃至“刑不上大夫”,現(xiàn)在他們動輒下跪,被打、被抄殺,與小人無異,甚至不如小人自由,身價如此,什么事還干不出來呢?
時代如此,文人如此;文人如此,時代如此,清王朝也就漸漸軟弱了。
早期隱士,有自己的追求和志趣。有的確是厭惡官場生活,隱居后,致力于文化建設;有的隱居后,仍然關心國家大事。如商山四皓,如陶弘景隱居山中,從事道、儒、fo的研究,但仍為朝廷謀劃大事,被稱為“山中宰相”?鬃釉唬骸半[居以求志!彪[居為求其志,而非消極無所求。
明清時期,朝中的官員都“身謀而不及國”,隱士們隱于山林、隱于市、隱于朝而皆無所追求。他們隱居是無可奈何,因此,明清的隱士隱也無所謂隱,官也無所謂官。只有一批抗清復明的志士在不得不隱的情況下而隱,后來卻變成了真隱。
不論早期還是后期,隱者總的說來都是弱者。他們既不能面對現(xiàn)實拍案而起,或奮而反抗,或鉆營求進,只好退隱,但卻有更多的時間從事文學藝術等創(chuàng)作。他們或過著悠閑的田園生活,或結廬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國的田園詩和山水畫特盛。而且,隱士們筆下的山水畫和田園詩雖然也風格各異,但在大的方面卻有一個總的風格,這和隱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關。如前述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遠。這個問題值得注意。
盡管陶淵明也曾“金剛怒目”,但他隱居后的詩風總的傾向還是“柔”,鮮有剛猛雄渾的氣勢;王維也如此!澳献凇币幌瞪剿嫃耐蹙S到董源、巨然到黃公望、吳鎮(zhèn)、倪云林等畫風也都以“柔”為特色。到了明文徵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畫更柔!叭帷笔抢、莊的境界,特別是莊子的境界。和歷史上隱士一樣,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有不同。老、莊的“柔”是外柔而內(nèi)剛!独献印吩唬骸叭崛跽邉賱倧姟,“柔之勝剛”,“柔弱處上”,“守柔曰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因之,老子守柔為了剛強和“處上”,“至柔”為了“至堅”,為了“攻堅強”;“無為”為了“無不為”,莊子同之。莊子的“柔”,更以無限的力量和沖天的氣勢為內(nèi)蘊,以俯視宇內(nèi)為高度,所以《莊子》第一篇談的是“逍遙游”,其游固逍遙,然“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幾千里也”,“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這是何等的氣勢,何等的力量。他還要“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沒有十分偉大的內(nèi)在力量是無法實現(xiàn)的。
老莊之學在六朝時期最盛行,六朝人讀老、莊,談老、莊,學老、莊,外柔而未嘗失去內(nèi)剛。嵇康學老、莊,敢于“非湯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貴公子鍾會至遭殺身之禍而不惜。阮籍學老、莊,敢于裝醉酒而拒絕帝王的拉攏,敢于長嘆“時無英雄,而使豎子成名”。直到唐代李白學老、莊,仍不失為豪邁氣概和傲岸作風,他們的作品都不曾有過軟弱柔媚之氣。唐人之前的畫,線條雖然是柔而圓的,但卻內(nèi)含至大至剛之氣,包蘊著蓬勃的生命力量。宋元人學老、莊,外柔已向內(nèi)滲透,但內(nèi)在的生命律動仍躍躍欲試。而明清人學老、莊,早已失去了老、莊的內(nèi)在本質,只見柔媚而不見剛強了,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畫中皆可見到。正是時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剛強、不反抗,仍然動輒被腰斬、殺頭、批頰、摜死,召之即來,驅之又必須即去,嘆一口氣都有文字獄等待。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們既失去了剛性,又失去了韌性,因而形之于“態(tài)”(文學藝術作品),何來剛強?所以,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見剛,后期的“柔”則是柔軟無骨而萎靡了。
淡:老、莊的“淡”固然指自然無所飾,也就是“樸”,樸而不能巧,《莊子》云:“吾師乎,吾師乎……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贝送猓肚f子》的“淡”還有純、靜、明白之意,《莊子》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明白入素,無為復樸!眲t早期的“淡”都有自然無飾、純、靜、明白之意。金人元好問說陶淵明的詩“老翁豈作詩,真寫胸中天”。黃山谷《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胸中墨”。這在早期的文學作品和繪畫作品中觸目可見。但后期的“淡”雖然看上去似自然無飾,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卻無法掩飾,完全靠技巧刻畫而成。前期的“淡”,猶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后期的“淡”,卻如花園中的假山假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們在相同中卻能看出不同。當然,后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董其昌、“四王”的畫技巧皆高于前人,但人們在其畫中僅見技巧,而見不到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tài),如果說后者有精神狀態(tài),那只是一種萎靡的精神狀態(tài)。像惲南田算是真正的隱士了,他的畫以“淡”為特色,但卻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
遠:逸士之所以成為隱士,是因為他們遠離政權,遠離官場,他們或不愿爬上高處,或從高處退下來,都立在“遠”處,“心遠地自偏”,心遠,其詩其畫也自有“遠”的感覺。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王維的“開門雪滿山”,都給人“遠”的感覺。我曾寫過《詩有“三遠”》一文,說:“陶淵明‘悠然見南山’是平遠,李白‘登高壯觀天地間’是高遠,杜甫‘群山萬壑赴荊門’是深遠。”而隱士們的“遠”只是“平遠”,鮮有“高遠”和“深遠”。具有隱逸思想的畫家畫山水也只求“平遠”一種。元明清的畫家甚至視“高遠”和“深遠”為壓抑和險危,幾乎所有的山水畫都是“平遠”之景。黃公望、吳鎮(zhèn)、倪云林等尤甚。影響所至,無隱逸思想的畫家也都向“平遠”方面發(fā)展了。其實,“高遠”和“深遠”更有氣勢,而隱士們(包括隱于朝、市的“隱士”)“百年心事歸平淡”,只在“平淡”上著眼,“平遠”更近于“平淡”。他們還要“化剛勁為柔和,變雄渾為瀟灑”,連“剛勁”和“雄渾”都要反對,因為這和“平遠”、“平淡”不合,平遠給人以“沖融”、“沖淡”的感覺,不會給人的精神帶來任何壓迫和刺激。一般說來,“平遠”的用墨較淡,只畫中景和遠景,鮮畫近景,淡而遠,平而和,在平和、淡遠中把人的情緒思維也引向“遠”和“淡”的境界,這更符合隱逸之士的精神狀態(tài),也是山水畫在藝術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后還要談一個問題。歷來學者對隱士都是持反對態(tài)度的,認為隱士逃避現(xiàn)實,應負國家衰亡之責。當然,隱逸不宜提倡,年輕人隱逸不僅不宜提倡,還應加以反對。但隱逸者所創(chuàng)造出燦爛豐富的文化卻不容否定。而且,隱逸的根源在政治渾濁和強權統(tǒng)治,應該鞭撻的正是這一批獨夫民賊和卑鄙之徒。《南史·隱逸》有云:“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碧煜率,能努力的,當然應該努力,但有時是努力而無濟于事的。蘇東坡《大臣論》有云:“天下之勢,在于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結論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比缥鋭t天、慈禧,只一婦人,然天下勢在其手,千軍萬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況一手無縛雞之力的士人呢?當然強者可以反抗,雖失敗也不要緊。弱者呢?只好退隱,總比同流合污要好。
隱士表面上超脫,在意識形態(tài)上也表現(xiàn)出超脫,實則內(nèi)心都有無窮的痛苦。物不平則鳴,痛苦和不平正是產(chǎn)生優(yōu)秀文學藝術作品的最好土壤。在這塊土壤上產(chǎn)生的文學藝術,有其共性,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文/邢賁思
魏晉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談尚玄遠的清談風氣的形成,既和當時道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和當時戰(zhàn)亂頻仍特別是門閥氏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知識分子一旦卷入門閥氏族斗爭的旋渦,就很難自拔。魏晉以迄南北朝,因卷入這種政治風波而招致殺身之禍的大名士就有:何晏、稽康、張華、潘岳、陸機、陸云、郭璞、謝靈運、鮑照等。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一種逃避現(xiàn)實的心態(tài),遠離政治,避實就虛,探究玄理,乃至隱逸高蹈,就是其表現(xiàn)。這種情況不但賦予魏晉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給整個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記。
魏晉清談風氣之盛、之烈,后人很難想象。清談又稱“微言”、“清言”、“清議”、“清辯”等。這種清談經(jīng)常通宵進行,所謂“微言達旦”;有人耽溺清辯,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謂“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shù)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為了在清談中應對制勝,竟至徹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晉人衛(wèi)體弱而好清談,一次在和謝鯤的通宵辯論中發(fā)病而亡,大概是死于心臟病發(fā)作。這種清談并不是漫無目標,而是圍繞著當時的文人比較感興趣的問題進行。比如“才性之辯”,就是當時一個熱點問題。又比如,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對老莊之學感興趣的人漸增,此外,同樣被視為闡發(fā)玄學精微的“易”學,也受到人們的重視,于是探討“老、莊、易”(并稱“三玄”),也成了清談的重要內(nèi)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僅在清談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談,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學家,如曹魏時的何晏、王弼、稽康、阮籍,魏晉之際的向秀,西晉時期的郭象、裴等。
魏晉風尚對這一時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響很深。例如在當時特殊環(huán)境下生成的“隱逸文化”,就是一例。“隱逸文化”的表現(xiàn)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現(xiàn)就是這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這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xiàn)象。盡管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孟子也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隱逸文化”的另一個表現(xiàn),就是出現(xiàn)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贊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有的詩的標題就用了“招隱”二字。比如西晉張載的《招隱詩》有這樣的句子:“來去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因寫《三都賦》而洛陽為之紙貴的左思,也寫了兩首《招隱詩》,其中有句曰:“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痹娭刑岬降幕葸B是指柳下惠、魯少連,曾屈已受祿;首陽的典故則是指不食周祿、寧愿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意思是說,無論是惠連的曲意求仕,還是夷齊的舍身全節(jié),都與我無涉,我只知倘佯逍遙,怡然自得。
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有“千古隱逸詩人”之稱,他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峰。最有名的當然要數(shù)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脫俗的地步。和“隱逸詩”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山水詩,這也是“隱逸文化”的一個表現(xiàn)。
山水詩和“隱逸詩”可說是孿生姐妹。要隱逸,就必然會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這必然會擁抱山川、贊美山川,吟哦之間,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詩。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詩,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遙自適的心情,詩風則更加輕靈飄逸,文筆則更加婉約雋永。有人認為,六朝詩風過于浮靡,這如果是指部分詩作,特別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詩都歸結為浮靡,是失之偏頗的。有人喜歡把六朝的詩同漢賦相比,認為后者氣勢雄渾,而前者則纖巧有余,凝重不足。這是一個審美取向的問題。猶之聽慣了黃鐘大呂聲響的人,往往會不喜歡絲竹輕音。其實,漢賦也好,六朝詩作也好;黃鐘大呂也好,絲竹輕音也好,凡是優(yōu)秀的,都有其美學價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來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詩來說,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詩句“未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謝靈運的詩句“云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謝的詩句“天際識歸舟,云中辨江樹”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詩相媲美。鐘嶸的《詩品》,對謝詩的評價是:“一章之中,自有
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講到謝的詩時說“‘天際識歸舟,云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從此寫景,乃為活景,故人胸中無丘壑,眼底無性情,雖讀盡天下書,不能道一句!闭f得很中肯。當然,六朝的詩作包括山水詩,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辭藻而流于浮靡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鬻聲釣世”、“yin麗煩濫”,就是指的這種文風。
總之,一個時代的文風、文韻,受當時的影響很大。六朝是如此,其他時代不也是這樣嗎?
-----------作者:龐進
你若到西安南邊的終南山深處走一走,有時會發(fā)現(xiàn),在靠近寺廟、道觀,或有水源的地方,有人搭建茅庵而住,也有就便住在山洞崖窟里的。他們都是些刻苦修行的人,有的修fo,有的修道。修行的時間有長有短,成十年甚至數(shù)十年者有之,幾十天幾個月者亦有之。生活當然很簡約了,隔上一個月兩個月下山一趟,買些米面油鹽,菜是山林間生長的野菜樹葉,燒的當然不用愁了,枯樹干枝多得是。有的還用不著下山,隔一段時間,就有關心他們的居士、香客把需要的東西送上山來。
幾年前,我曾在南五臺的大茅棚附近見到過一位修行者。是一位女性,三十多歲的樣子,穿著fo家的服裝,眉目清秀,身材苗條,講一口標準的“國語”。她的家遠在臺灣,受過高等教育,還在電臺當過記者。她說浮華繁囂的都市生活令她厭倦,在書上讀到“終南隱士”的故事,產(chǎn)生了向往。來到這里后,見環(huán)境果然好,風景優(yōu)美,很清靜,適宜修行,就住了下來。至于呆多長時間,就看感覺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什么時候覺得可以了,再離開。此前剛下過一場大雨,巖土垮落,把她安鍋做飯的茅棚砸塌了一半。陪她的一位居士說,明天就下山,叫幾個人上來,幫著修一下。
有人統(tǒng)計過,在終南山修行的隱士不少于一千人。這一千多人中,有西安人,有西安之外的陜西境內(nèi)的人,有外省人,以外省人為多,東北、西北、華東、華南,各地都有;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以中年人為多。年齡最大的,據(jù)說已上百歲,這當然是很個別的了;年齡最小的,只有七八歲。這些孩子多是其父母或患病亡故,或犯案入獄,臨別前把娃娃托付給修行者。這些父母大概覺得,相比于社會上的其他人,修行者們更善良,更具慈悲心,也有一定的文化。孩子跟上他們,生活可能會苦些,但至少不會學壞。
和七百萬西安人相比,隱居山林的上千名修行者當然算不上多。但是,他們代表著一種信仰,一種追求,一種和常人有別的生活方式。那么,隱士們?yōu)槭裁炊噙x擇終南山呢?這和終南山的山水特色、地理位置、人文環(huán)境等有關。
終南山有時候專指西安城南的南山,更多的時候是指秦嶺山脈西自寶雞,東至藍田這一段。因此段連綿八百多里,幾乎延攬了秦嶺的大部分主要的有名的山脈,于是,有時候人們話語中的終南山,實際上指的就是秦嶺。
終南山雄偉險奇,峰高高,巖峻絕,谷深邃,路盤盤。最高處叫牛背梁,高達四千多米,是中國南北地理和氣候的天然分界線,長江、黃河兩大水系的分水嶺,司馬遷稱其為“天下之阻”。終南山秀美清幽。千峰聳碧,百谷流翠,植被茂盛,空氣新鮮。終南山物產(chǎn)富饒。它橫跨北亞熱帶和暖溫帶兩個氣侯帶,有利于多種生物生存繁衍,是不少珍稀物種的家園,山果野菜取之不盡。終南山寺廟眾多,可謂山山有寺廟,
路路通道院。終南山距西安不遠,不足百里而已,古人步行,一天可達,今人乘車,兩三個小時即到:可謂入市也易,進山也速,方便。
更重要的是,終南山有隱逸的傳統(tǒng),中國古代的不少名人,都做過終南隱士。相傳西周的開國元勛姜子牙,涉政前就曾在終南山的磻溪谷中隱居,他用一個無鉤之釣,引起了周文王的注意,于是以八十高齡出山,結束了隱逸生涯,協(xié)助武王伐紂,成就了一番大業(yè)。周康王時,函谷關令尹喜在終南山中結草樓隱居,并迎請西游的老子講經(jīng)著書。老子在樓南的高崗上為尹喜講授《道德經(jīng)》五千言后,也飄然隱去。秦末漢初,有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角里四位先生,年齡皆八旬有余,須眉全白,時稱“四皓”,先隱居商山,后隱居終南山;還有功成身退的張良,“辟谷”于終南山南麓的紫柏山。晉時的王嘉,南朝宋時的李和,唐及五代的新羅人金可記,藥
王孫思邈,仙家鐘離權、呂洞賓、劉海蟾,金元時的全真道創(chuàng)始人王重陽,明清時的江本實等,都曾在終南山隱居。
這里有一個故事:唐朝有一個很有名的道士叫司馬承禎,多次被朝廷召用,但他對仕途不感興趣,總是請求回歸他喜歡的浙江天臺山。其時,有個叫盧藏用朝官勸他說:你想隱居,終南山不就是個好地方嗎,何必千里迢迢回天臺山去呢?司馬承禎答道:依我看,終南山不過是一條當官的捷徑罷了。此話含譏諷之意,因為盧藏用在入朝為官之前,就隱居于終南山。于是,“終南捷徑”便成了一句成語,常被用比喻謀取官職名利的最便捷的門徑。終南山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功能,是因為它距離京都長安不遠,皇帝及重臣常有進山燒香訪道之舉,于是,隱士們就屢屢被發(fā)現(xiàn),從而蒙召進宮,跨入仕途。
這就有了一個真隱與假隱的問題。大凡隱士,是都可以稱作文化人的,盡管文化的程度有深有淺。中國的文化人從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大都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這樣的抱負,只有步入官場、依托朝廷才能實現(xiàn),而隱居山林,整天和泉石鳥獸樹木花草為伍,邏輯上只能離抱負的實現(xiàn)越來越遠。然而,與“正邏輯”相對,還有一個“反邏輯”,所謂相反相成。你看,一進山隱居,便博得了“高士”、“賢哲”之名,在人們心目中,高士賢哲都是些學貫古今,滿腹經(jīng)綸,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精通陰陽變易的不凡之人,于是,皇家請這些人出山,任卿作相,既用其才為朝廷效力,又贏得了求賢重才之名,何樂而不為?古代的一些人物,如姜子牙、盧藏用之流,正是看到了這一層,才選擇隱居的。這樣的隱,當然不能算作真隱。
還有,在我看來,中國的官場像一個大轉盤,有自己的運行規(guī)律,文人們上了這個盤子,就得按人家的規(guī)律運行,否則就會被甩下來。而文人的追求真善美、恃才傲物、清高不群的心性,又往往同官場的原則發(fā)生矛盾。這樣,文人團體就會發(fā)生分化,一部分人徹底官化,以專制統(tǒng)治者的意志為意志,成為投機鉆營、見風使舵、兩面三刀的政客或權奸,這當然要以出賣靈魂、泯滅良知為代價;另一部分人既想借朝廷的權力為老百姓做些好事,同時將個人的價值才華展現(xiàn)一番,又想保持住文人的良知,于是就在夾縫中生存。一遇變故,這后一部分人很容易成為政治的犧牲品,從而因失意而選擇歸隱。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學而優(yōu)則仕,仕而不得則隱”。
唐代詩人王維就是這種隱士的典型。他開元年間中進士,累官至給事中——大概相當于中央辦公廳的副頭目吧。安祿山攻陷長安后曾受偽職,亂平后被李唐王朝查處,降職使用。從此,他對政治心灰意冷,開始做終南隱士——到風景秀麗、山水淪漣的輞川修建“別業(yè)”,整日寫詩作畫,“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了。
和古代那些以入仕為目的的假隱者不同,當今終南山中的隱士,都可歸入真隱者的行列。他們沒有當官的念頭,也斷絕了發(fā)財?shù)脑竿聦嵣,當今社會已幾乎沒有了因隱居山林而被賞識,進而做官發(fā)財?shù)氖虑,只想通過修fo或修道的方式,了悟生命和自然的真諦,擺脫世俗的糾纏和污染,獲得心靈的純潔和寧靜,使靈魂得到升華。他們無疑是當下這個繁榮浮囂的社會中的“異類”,盡管其清苦的行為未必值得世人去效法,但其高潔的追求,值得人們尊重。
中國歷來有“大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的說法。在西安,“隱于市”、“隱于朝”者亦不乏其人。
隱于市者的年齡多在四十歲以上,而且以男士居多。他們不求聞達,不湊熱鬧,很少參加什么聚會,除少數(shù)親友外,不和雜七雜八的人交往。報紙上沒有他們的名,電視里沒有他們的影,電臺上也聽不到他們的聲,他們像古城墻上的一塊磚,像大槐樹上的一片葉,也像藏在書柜里面的一本書,不接近他們,你就感覺不到他們的存在。他們一般都有穩(wěn)定的經(jīng)濟收入,或工資,或退休金,或房租等;也有較好或很好的房子住,或祖產(chǎn),或單位分的單元房,或新購的私房等,總之是不為基本的衣食住行發(fā)愁。
這些人因各種情況成為城市隱者,一部分人隱之前曾有過美好、遠大的理想,也為之奮斗過、拚搏過,爭取入黨啊,謀求提拔啊,搞寫作、做學問、辦企業(yè)、跑生意啊,等等,經(jīng)歷了種種風雨榮衰、挫折變故,于是“看破紅塵”,由趨動而趨靜,回歸城市的某個角落,隱了下來。另一部分人壓根就不想有什么了不得的作為,生活層面的問題基本解決后,就不再勞神費力地謀求著干什么大事了,而是安下心,靜靜地閱讀,默默地觀察,想一些平常而又玄妙的問題。
我認識一個隱者,頭發(fā)茂密,目光深邃。他早年畢業(yè)于大學中文系,在文史方面造詣很深,當年也寫文章,不算多,但篇篇有出奇之處;對社會事象有獨到的了悟,說人論事,常常一針見血。后來,單位搞改革,他所在的部門調來一位新領導,他對此人印象不好,認為是一個“土匪加流氓”的角色。于是就采取不合作的態(tài)度,先是稱病不出,后來干脆辦了退休。在家讀讀書,看看電視,聽聽音樂,間或搞點字畫呀、瓷器呀、舊書呀等藝術品的收藏;還養(yǎng)了兩只鳥,每天下午提了籠子到環(huán)城公園去遛。有次我去他家閑聊,見他將自己的寓所起名為“觀小居”,就問為什么起這樣一個名字,他說你看我住的這是三樓吧,廳里這個窗子對著樓下這條路吧,坐在這里,就能看到那些小人們跑出躥進、奔前忙后的身影。噢,我明白了,原來是“靜觀小人忙”的意思。
還有一位先生,多年前從郊縣一個單位調進城來,他在大學學的是文科,于是被安排到某區(qū)政府的辦公室。按說這是一個可以接近領導、以圖升遷的好位置,然而,此君偏偏對仕途不感興趣,其所好者,淘書、讀書而已。我住的地方,距西安古舊書店不遠,所以他每次來,手中多見提著一個印著古舊書店字樣的塑料袋,里面少則兩三本,多則成十本,一看就是已經(jīng)去過了書店。我說你有多少錢啊,三天兩頭買書?他說錢沒有多少,但習慣了,見了就想買,不買,就好像對不起這本書似的,再說這書都打了折,也不算貴。他告訴我,每天上班,干清爽攤到頭上的那份工作后,就拿出書來讀,能讀幾頁就讀幾頁,真有些“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味道。下班回家,或節(jié)假日,打理完必做的家務后,就泡一杯清茶,坐在燈下,悠悠然地品讀起來,直到困意襲來。他讀得細致精到,記性也好,如果問他文史方面的典故逸事,他不但知曉多多,而且能將來龍去脈講得頭頭是道。也寫點讀書札記之類的文章,文字古樸典雅,能發(fā)表當然高興,得點稿費,又去買書或貼補家用,發(fā)表不了也無所謂。因他常到我的慧雨廬來,我的夫人就對他有了一個評價,說這年頭,活得這么簡單、純粹的人,不多了。
隱于朝者的年齡一般也都在四十歲往上。朝,過去指朝廷,現(xiàn)在指官場。中國的官場,就為國為民干大事、好事而言,一部分人屬于想干、能干者,一部分人屬于能干則干,干不了拉倒者,還有一部分人屬于壓根就不想干,“混它個一官半職”而已。這后兩部分人中就有所謂的隱者。我認識一位先生,生來聰明俊朗,本質上也淳樸忠厚,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到了某上司的賞識,提拔為某單位的“一把手”,屬于處級吧。干了幾年,小車坐上了,大房子住上了,工資待遇也都上去了,但他不干了,主動提出換一下,到一個公司去做了個書記。據(jù)他講,那個公司是總經(jīng)理負責制,他這個黨委書記,不過是應應景而已。為什么不當實權在握的“一把手”,而要去做一個應景書記呢?他坦誠地說,人在官場,身不由己,不腐敗吧,工作推展不開,而且大家都腐敗,你不腐敗,就會被孤立起來,太腐敗吧,于心不忍。幾年下來,覺得自己都不是自己了?紤]再三,還是激流勇退吧。你看,我現(xiàn)在當這么個書記,公司的業(yè)務用不著操心,一切由總經(jīng)理決斷,只要不明顯違法,我都畫圈同意。至于待遇,當然不比原先差了,各種好處一樣都不少,還樂得清閑。每周想上班了,就去坐坐,無非是喝喝茶,讀讀書,看看報,澆澆花,上上網(wǎng),和員工們聊聊天而已,一些黨務方面的雜事,批給下面人去辦;不想上班了,打個招呼就可以不去,呆在家中,想干啥就干啥
有關隱匿,近年來還產(chǎn)生了一個新的說法,叫“大隱隱于網(wǎng)”;ヂ(lián)網(wǎng)產(chǎn)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其發(fā)展之迅猛,完全可以用“洪流滾滾,勢不可當”來形容。正像一位美國學者講的那樣:“無數(shù)的人被卷入到這場數(shù)字化革命中來,它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庇嘘P統(tǒng)計顯示,目前我國的網(wǎng)民差不多有一億人,大約占總人口的十五分之一。以這個比例來算,西安的網(wǎng)民大約有四十多萬。當然,隨著計算機硬、軟件的不斷更新和寬帶網(wǎng)的普及,這個數(shù)字會還不斷地增長。西安的大專院校多,科研機構多,文化人多,網(wǎng)民自然也就多。
沉浸于網(wǎng)絡中的人們和我們上面談到的幾種隱者,尤其是終南山隱者相比,有近似之處,如獨處、隱姓埋名、和少數(shù)“高人”交流思想心得等。但仔細考察,兩者有明顯的不同:前述隱者追求的是一個“靜”:環(huán)境幽靜,生活平靜,心靈寧靜,在靜中凈化,在靜中升華;網(wǎng)絡中人很難擺脫一個“動”:手動眼動,怦然心動,甚至蠢蠢欲動,付之行動,至于心靈能否凈化,靈魂能否升華,就萬樹千花,因人而異了。西安目前上網(wǎng)熱聊的網(wǎng)民每天不少于萬人,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至于聊天的目的,尋錢覓財者有之,探花問柳者有之,交友征婚者有之,宣泄不滿者有之,排遣寂寞者有之……看來,網(wǎng)聊具有“心理按摩”和“精神
鴉片”的雙重作用。一些心理學家則憂心忡忡地指出,長期沉迷網(wǎng)絡易患心理問題,因為網(wǎng)絡具有虛擬性,面對熒屏,手持鼠標,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但回到現(xiàn)實又是另一回事,這容易讓人感到失望,產(chǎn)生心理壓力,導致一些反常的,甚至極端的行為發(fā)生。這便與我們講的隱,背道而馳,不可同日而語了。
-----------作者:山水不系舟
車輕似燕下廬山,江水長天一望間。
縱貫中原京九路,橫穿江漢蜀湘船。
風挾牯嶺丹霞氣,林帶杏田羽客煙。
回首香爐云霧處,不知重到是何年?
告別廬山,躍下蔥蘢四百旋,回望游蹤,俯瞰江漢,我寫下了這首《飛車下廬山遠望》的七言律詩后,似乎還有很多話要說。
中國的名山,粗看起來就像是人的面孔一樣,同樣有峰有崖有湖有廟有瀑布,但也像看人臉都有眼有鼻有耳有嘴一樣,真的能看出不同的內(nèi)涵和個性卻很難。
住在牯嶺鎮(zhèn)南面山坡上的賓館里,在窗前向南面的峰頂望去,一縷縷云霧在林間升騰,恍然間想起了廬山古代的隱士們,方悟出,廬山的個性是一個“隱”字?墒,當我向北面小鎮(zhèn)望去,一片片紅色屋脊的別墅群,是“一襲紅塵蒙碧宵”的感覺。究竟是從什么年代開始,廬山失掉了隱者之風?
史料上說,廬山上最早的隱者是一個生活在西周初期的叫匡俗的人,距今已有三千七八百年的歷史。傳說這匡俗不俗,洞曉地理、天文、人事、玄機。那時中國還沒有道教,他卻走進廬山潛心修行,其行止被周天子耳聞,屢次派人請他出山相肋?墒沁@匡氏絲毫不為名利所動,隱居山中不出,并再也沒有人能找到他的行蹤。因此,人們認為,他已得道成仙,羽化而去脫離了凡塵。于是,人們就稱他隱居過的草屋為“匡廬”(姓匡的人住過的房子),或“神仙之廬”,后來人們就把這處山峰簡稱為“廬山”或“匡山”、“匡廬”了。因為一個隱者的行跡而命名的名山,在中國或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也許這就是廬山隱士特性的標志吧。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比匡俗還早的隱者也有不少,像直鉤垂釣的姜太公、首陽山餓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齊等。但姜太公畢竟出山助周伐商,難逃人間紛擾;伯夷和叔齊還做過商紂王的臣子,雖然沒“助紂為孽”,但卻是暴君所用的大臣。并且,餓死首陽山也不是明智之舉。真正的隱者應該是不與任何統(tǒng)治者合作,并能在隱處獨善其身——身心和身體都得到很好修養(yǎng)。因此,人們認為,這匡俗就是中國名符其實的最早的隱士了。
廬山出了中國最早的隱士,也留下了廬山“隱士淵藪”的美名。
三國時期廬山又來了一個有名的隱者——董奉。他是吳國侯官(今福建福州)人,能集道術與醫(yī)術為一身,未入山時就能以道術和醫(yī)術讓人起死回生,受到官民信仰,稱他為“董神仙”。也許他是厭倦了人們的吹捧和打擾才躲進廬山的。但他到廬山后仍無法看到人民受到疾病的折磨,又行起醫(yī)來。只是他行醫(yī)完全是行善,對病人分文不取,僅讓患者在治愈后在廬山上種杏樹五株。據(jù)說“如此數(shù)年,計得十萬株,郁然成林”——這就是“杏田”和“杏林”的由來。據(jù)說這董奉修行的成果斐然,竟致活了二三百歲。在廬山景區(qū),叫“杏田”和“杏林”的地方有多處,處處與董奉有關。更讓人稱道的是,“杏林”一詞還被中國人公認為是中醫(yī)中藥的代名詞,這實在是廬山隱者對中國文化的一大貢獻。
到了兩晉南北朝,廬山又來了兩位著名隱者,那就是一釋一文的慧遠和陶淵明。
慧遠和尚,公元355年出生于雁門(今山西代縣)。他幼讀fo書,20歲皈依fo門,24歲時即登壇講經(jīng)。后來由于北方戰(zhàn)亂,他準備和師兄慧永同去羅浮山(今廣東境內(nèi))修行。結果,慧永先期到達廬山,被廬山的山水風光所迷,在廬山建造了西林寺坐禪,再也不思羅浮山之行了。待到慧遠也到了廬山,竟也步師兄后塵留在了廬山,增建了東林寺坐起禪來;圻h自公元381年到416年圓寂,在廬山上整整修行了36年。他在東林寺聚眾研修fo法fo經(jīng),其中包括“尋陽三隱”中的劉遺民和周續(xù)之等十余名學者居士,創(chuàng)造并闡發(fā)了fo教中“凈土宗”理論——即一種簡單易行的“心注西方極樂世界,坐定修禪,息心忘知,達到脫離苦!钡木辰。據(jù)悉,廬山上的主要寺廟如龍池寺、清泉寺、龍泉寺、圓覺寺、大林寺、上崇福寺、上化成寺等,都是慧遠及其弟子所建。東林寺后面那百花燦爛萬紫千紅的錦繡谷,還是慧遠在世時種養(yǎng)草藥的地方!叭碎g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是他為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提供了想象和創(chuàng)作的空間。
陶淵明也是號稱“尋陽三隱”之一,他在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被任為彭澤縣令,但僅上任80天,就因為不能忍受上級官員的打壓勒索憤而辭官,“不為五斗米折腰”隱居廬山。雖然過著“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清苦生活,但也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快樂。他在山中創(chuàng)作了大量山水田園詩,成為中國古代山水田園詩的鼻祖。
唐代是一個詩人輩出的盛世,做過三年江州(今廬山下的九江市)司馬的白居易因為地緣關系隨時可上廬山自不待言。就是那些離廬山很遠,但卻都是發(fā)燒友的古代詩人“
驢友”們,如李白、宋之問、沈全期、張九齡、韋應物、孟浩然、顏真卿、柳公權、李德裕、溫庭筠等,也都喜登廬山,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詩句從一出口,就成了婦孺都經(jīng)常念叨的名句。他在游五老峰時寫的《望五老峰詩》說:“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云松!彪m有隱居廬山的念頭,但他注定不會像陶淵明那樣過清貧生活來“巢云松”的,他喜歡的是有酒有肉有美女的花花世界。所以,李白只在廬山留下了足跡、詩篇而沒有留下草廬。
與這些游山玩水詩人不同的是,唐代還有幾個文人未出仕時就隱居廬山,最有名的是李渤兄弟。并且因為他們兄弟倆,廬山出現(xiàn)了一個書院——白鹿洞書院。傳到宋代,使它成為中國最有名的四大書院之一。
貞元年間,18歲的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為了潛心學習,在廬山選了一個僻靜之地隱居起來埋頭苦讀,這一讀就是15年(公元785——805年)。史載,李渤在廬山隱居其間養(yǎng)了一頭白鹿。這鹿竟通了人性,李渤出行,無論是游山還是訪友它都相隨左右,有時還能為李渤傳遞信件和物品,因此,人送李渤為“白鹿先生”。他住過的地方,也被人稱為“白鹿洞”了。后來李渤到底還是出山當了官,巧的是長慶元年(827年)他又被任為江州刺史。闊別20多年,李渤沒有忘記在廬山度過的他一生中最美好年華的地方,于是進山修葺了他隱居讀書的舊居,并廣植花樹,增置亭榭,蔚然成為廬山的一處名勝。
除李渤兄弟外,唐代在廬山隱居讀書的名人不下數(shù)十,其中有名的是“山中四友”——楊衡、符載、崔群和宋濟。他們出山后都成為名士或高官,崔群后來還當了宰相。
唐末五代時期戰(zhàn)亂頻繁,各處學堂紛紛關門,學子們便逃到廬山避難、隱居讀書,蔚然成為風氣。南唐國主因勢力導,任國子監(jiān)李善道為白鹿洞洞主,聘山長輔導生員,在原李渤讀書的地方建立書院,取名為“廬山國學”。北宋平定天下后,才改名為白鹿洞書院。
宋代是一個理學盛行的時代,又出現(xiàn)了大儒朱熹等到白鹿洞書院講學,招來生員數(shù)百人之多,從而使白鹿洞成為我國古代為數(shù)不多的著名書院之一。這所書院后來雖經(jīng)元初明末等幾次劫難,但經(jīng)幾次大修重修,到清康熙間,計有生員號舍60余間,講學活動到清末戊戌變法才停止。
當時在廬山北麓的蓮花峰還出現(xiàn)了大儒周敦頤創(chuàng)辦的濂溪書院。周敦頤原本家住道州,因家鄉(xiāng)有一小溪名濂溪,就把書院附近蓮花峰的一處溪水也看成了濂溪,可見他對廬山的熱愛。
宋代以及明清,官府還給書院劃出一定土地稱為“學田”,山長(院長)可以像地主招租那樣招人耕種收租以供學院正常費用。于是那些失意的文人和下野官僚們,都喜歡到書院過著養(yǎng)尊處優(yōu)、半講學半隱居的生活。而他們所教的生員,則大都抱著待價而沽、出仕為官的念頭。所以,大約從宋代起,廬山的隱者風氣就有些變味了。
元末因為戰(zhàn)亂,廬山出了一位傳奇隱者名叫周顛。他原本是一個瘋和尚,朱元璋與陳友諒大戰(zhàn)鄱陽湖時,他在南昌行乞,口唱“太平歌”,稱朱元璋當有天下。朱元璋將他招至軍中,助其打敗陳友諒,后竟辭去歸隱廬山不出,廬山上那聞名遐邇的仙人洞就是周顛的隱居處。待到朱元璋平定天下定都南京,使人招其入朝,卻聽說他已乘白鹿升天,于是朱元璋親手為他寫了一篇《周顛仙人傳》。今天,當我們游廬山仙人洞時,可在錦秀峰前看到一座御碑亭,亭中即朱元璋所寫的仙人傳。這讓我想起了出身小吏的劉邦斬白蛇起義,自詡為“白帝之子”的典故,他無非是怕自己登上皇位名不正言順而編造這一神話罷了。朱元璋和周顛一樣都做過乞丐和尚,編出這樣的神話也同樣是借“仙人”的光。周顛雖真有其人,事情卻很虛幻,難免存在朱元璋為自己臉上貼金之嫌。
獨處江漢腹地,廬山卻像一葉扁舟,雖經(jīng)歷朝戰(zhàn)亂的狂風巨浪,但這小舟卻如躲進安靜的港灣一樣,沒有受到多大的顛簸,也許這正是隱士們視它為世外桃源、人間樂土的原因。不過到了清末鴉片戰(zhàn)爭以后,西方殖民者闖入中華大地,這片樂土就被洋人破壞了。
最先染指廬山的是俄國商人。光緒十一年(1885年),俄國商人見廬山北麓龍門山南的九峰寺附近樹木蔥郁,又有短瀑懸流,氣候清涼、風景極佳,就迫使九峰寺僧人匯東和尚租借僧舍園地給他們避暑,為期40年。接著,英國傳教士李德立步其后塵,也竄到九峰寺來盜買山場,后來又轉上山頂,在牯牛嶺一帶大肆強租土地占山場,興建別墅,招各國商人居住,收取豐厚租金。美、法等國牧師、商人看了眼紅,也涌上廬山強租土地建房。結果可想而知,到北伐戰(zhàn)爭前的1925年,牯牛嶺竟出現(xiàn)了一座擁有600多棟別墅的山中城市。這些別墅大都是歐式風格,并且很少重樣,看起來賞心悅目,使它成為與山東青島八大關、廈門鼓浪嶼并稱的中國三大“萬國建筑博覽園”。
這些外國佬在山上雇用不少保鏢、巡警,荷槍實彈來保障他們的安全,對上山的中國人嚴加盤查,一下子打破了廬山的寧靜,更打破了中國的隱士夢,從此廬山就再也見不到隱士了。
1927年1月,北伐軍攻占南昌、九江、漢口,工農(nóng)群眾強烈要求收回英租界。到這年8月,經(jīng)國民政府多方交涉,終于收回了廬山牯嶺租借地警署管轄權,但經(jīng)營權仍在外國人手中。
到這時,牯嶺上的別墅就成了中國軍閥、政客、官僚、豪富們的避暑勝地。由于蔣介石經(jīng)常住在廬山,這里就成了除南京以外的中國政府第二個政治中心。他曾在這里組織指揮了對江西紅軍的多次圍剿,一些國民黨的軍政要員為此云集山上,軍警、憲兵把牯嶺一帶戒備得如臨大敵,使廬山從世外桃園一下子變成政治旋渦的中心。西安事變以后一段時間,面對日本人的大舉進攻,蔣介石仍留在廬山,是周恩來憑著一腔正氣和一張鐵嘴多次上廬山,才說動蔣介石終于兌現(xiàn)了他的全面抗戰(zhàn)的承諾,發(fā)表了著名的“地不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zhàn)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廬山談話”。
今天,當我們游覽蔣介石和宋美齡住過的“美廬”,以及林森的公館,汪精衛(wèi)、何應欽、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人的別墅時,深深地知道,廬山,你真地永遠背離了超凡脫俗的軌道,走上了一條與世俗密不可分的紅塵路!
1938年夏,日軍攻占南京后沿長江而上直撲廬山,它要毀掉中國第二個政治中心。中國軍隊決心死守,與日軍進行了長達半年的頑抗搏斗,到底還是在1939年4月18日,廬山的牯嶺被日軍占領。在日軍占領的6年當中,廬山牯嶺建筑群和寺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日軍殺死廬山上的中國人3000多人、毀壞別墅等房屋480多座、寺廟50多座。古籍文物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蓱z的廬山成了人間地獄!這在中國五千年漫長的歷史當中,廬山雖然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次戰(zhàn)爭和亂世,但也從未遭到如此劫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已后,蔣介石回到南京,他沒有忘記曾經(jīng)的廬山,派人加緊修繕。經(jīng)過一年的搶修大體恢復了牯嶺大部分別墅的原狀,但一些寺院卻永遠地消失了。1946年7月14日,蔣介石終于在闊別9年后再上廬山。但他呆在廬山的時間不會太久了,1949年5月18日,廬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從此,廬山獲得了新生。
但是,新生后的廬山還是無法脫離凡塵,它又成了新中國政府要員的避暑勝地,還一度成為中共中央召開重要會議的場所。比較有名的會議有:
1959年8月中共八屆八中全會;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
1970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
八屆八中全會上,因為大路進暴露出來的虛夸風,彭大
將軍在會上放了一炮,惹得毛澤東大動肝為,為此,這位出生入死大半生的大將軍從此沒有翻過身來。
61年的工作會議上,因為中國在大躍進的陰影下極度貧困,中央決定調整經(jīng)濟工作。毛澤東不得不承認“我們退到了底谷”。
九屆二中全會上,則是副統(tǒng)帥糾集一伙人提出要設國家主席,實則他自己想當國家主席。結果,毛澤東說他“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最后導致這位副統(tǒng)帥倉皇出逃,魂斷蒙古的溫都爾汗。
有意思的是,這三次會議頗具廬山的“隱者之風”有些詭秘,直到會議過后的很多天全國人民才知道。不像今天,國家召開什么會議都提前很多天通告天下,并且還允許中外記者長槍短炮地橫掃。
今天,當我們站在廬山大劇院(廬山會議會址)前,不禁想起了彭大將軍之冤。怪就怪彭大將軍只記住了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淮之遠則憂其君”良臣美德,而沒有領悟陶淵明那“知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隱士避世思想。如果他當時不放一炮,何至后半生蒙羞?如果看破紅塵及早歸隱,何至被人當做靶子批來批去?
關于隱士現(xiàn)象和隱士思想,歷史上有許多人提出了許多不同見解。有人認為,只有終生躲進深山不出才是大隱者,但有人卻說:“小隱隱于山,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能隱于朝的才是大隱。不過認真說起來,做大隱實在很難。在朝中做大官還要當隱者,那恐怕就不是“隱”而是“忍”了,我想,“忍”對一個人的身心也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認為最好還是隱于山。只是中國的現(xiàn)實是封山育林無山可隱,所以還是隱于市吧。
反過來細想一下,如果所有的“臣子”都想“隱”和“忍”,中國的民主進程一定會放慢了速度。正是有了不能“隱”和不能“忍”的一些人,中國才有了今天,中國才有了希望。
所有的往事都如云煙一樣過去了。如今的廬山別墅,大都成了旅游者們下榻的地方。不允許人住的幾棟別墅,則成了老古董一樣的東西留作人們參觀了。當代的中國領袖們,因為“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fā)展”,三十多年來,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去廬山開什么會了——廬山,到底還是淡出了政治和市俗的旋渦。
可是,廬山再也不可能是隱士的淵藪了。
-----------王維寫
辛夷,道是“木末
芙蓉花,山中發(fā)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寥寥20字道盡塵世寂寞。作為一個隱士探尋者,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Bill·Porter)自然讀過唐朝隱者的這首詩,他挑了個與這首詩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詞來命名自己的書——《空谷幽蘭》。
幽靜,高潔,芬芳。這正是對他書中所記述的隱士們的最佳寫照!啊械娜耸裁炊疾幌胍,而只想過一種簡單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塵廛外,靠著月光、
芋頭和大麻過活。除了山之外,他們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幾把茅草,一塊瓜田,數(shù)株
茶樹,一籬
菊花,風雨晦冥之時的片刻小憩。”
這其實也是中國數(shù)千年文學上許多流派不約而同推崇的隱者生活狀態(tài),但在現(xiàn)如今的主流社會已經(jīng)幾乎被遺忘。借助一個外國人的筆,接觸到久違而又熟悉的隱士文化,心緒不免些說不出的復雜。而對波特自己來說,這其實是一次在異邦尋求共鳴的旅行。他自小也喜歡獨處凝思,察覺到自己與萬物同在。1970年代,他在臺灣寺廟里隱居了三年,每日誦經(jīng)、聽鐘、素食、讀書。隨后他抓起行囊,邀約一位攝影師,邁入了他所打聽到的隱士聚居地——秦嶺的終南山脈。他對那些選擇荒野、放棄文明的人,充滿了好奇與向往。
修行地·遠山
隱士們都在山里。波特從《詩經(jīng)》、《楚辭》、《山海經(jīng)》等典籍中多方考證到,終南山是隱士們最初始的隱居地,是他們的宗教起源所在!敖K南”二字的詞源是“月亮山”,人們希望在終南山,得以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
在終南山,波特遇見很多隱士。他們有fo教徒,也有道教徒;有和尚和道士,也有尼姑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紀,但也有很多年輕人!八麄兌己芮遑,但是他們的微笑,使我們覺得自己遇見了中國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確實,波特所探訪的隱者們并非簡單且怡然自得地生活在群山深處,他們有的研fo理、有人修道學,他們的隱居更有一種使命意味:承載中國文化最古老的價值觀,探求宗教中返樸歸真的智慧。
山是用來割斷欲念的利器。隱士們不諳世事,茶飯簡單,衣衫襤褸。他們不覺得幸福,但也不覺得苦。他們追求的是修行的過程,追求一種需要發(fā)生在塵世外、遠山中的徹悟。
大多數(shù)隱士都只隱居幾個月或幾年,當他們認為自己已經(jīng)有所領悟,就會下山,回到道觀或者寺廟里,恢復正常的生活。但也有許多人,長期居住在遠山深處,傾其一生在世界最遠處思考,和生活,思考本身就是生活。
修行法門·智慧
在古代,隱士就是薩滿和神、草藥師和外科醫(yī)生、冥陽之事的行家。他們的世界要比被墻圍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在各種各樣的傳說里,中國的隱士通常被描繪成救人于苦難的世外高人。
“真的有人更愿意選擇荒野,而不是文明!辈ㄌ刭潎@說。事實上,有的人是自己挑選,有的人則是被選中。波特遇見的一位性空和尚畢業(yè)于北大,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從事貿(mào)易數(shù)年后偶然到一座寺廟參觀并留宿,當夜,觀世音出現(xiàn)在他夢里傳法。天明之后,他把朋友打發(fā)回程,自己留了下來。寺廟里的女居士告訴波特,性空是個活fo,他出家后的兩年里治好了5000多人的疾病。
但并非所有人都像性空一般幸運,能獲得法門真知并弘揚和諧。跟眾多隱者交談之后,波特的結論是,fo、道教或是任何一種事關信仰的東西,其傳承與光大更多地需要依賴于生活在山谷茅蓬或巖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盎仡檉o教2500年的歷史,我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一位大師不是先經(jīng)過一段隱居生活而開悟的!
比起在凡塵里誦經(jīng)度日的同道,隱士們顯然更為隱忍、堅持,不
盲目,不依賴,更有清醒的自知——“你是和尚,不意味著你就是fo”。
尋隱者·不遇
在華山這樣已被徹底商業(yè)化的山谷里,能找到的只剩隱士們的遺蹤。蓮花峰翠云觀里的道士,每天得耗費比修行更大的精力服從道教協(xié)會的調派和接待游客。真心修為的道士只能搬離到更偏僻清靜的地方去。至于另一旅游勝地少林寺,則被隱居修行的fo學同道們視為貪圖享樂的地方。
在修行者們自己看來,修道的人很多,真修道的卻非常少,成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那些已經(jīng)接近真理的修行者們說,“只要你不受欲望的困擾,只要你的心不受妄想左右,那么你是出家人還是在家人,根本沒有什么區(qū)別。一旦你的心很清靜,你就能理解業(yè)。”“業(yè)”是隱士們那種化機巧為無心的智慧的代稱。
數(shù)千年至今,終南山始終是亙古不變的隱居熱地!艾F(xiàn)在這么多出家人仍然來終南山的原因是,這里還很容易找到一個隱居的地方! 叢林不割下,誠然無法建造繁華。但當城市化倒逼自然,吞噬山野,吞噬森林,逼得隱士們再無處藏身,那可能再也沒辦法根據(jù)野山里的炊煙找到他們。
五臺山的老和尚跟波特說,中國當然還有隱士。但是當你遇到他們的時候,你認不出他們;除非他們愿意讓你找到,否則你就找不到。也許一個隱士剛剛與你擦肩。在塵廛里,在那些胭脂色的香檳色的觸手可及的人間煙火里,追求獨立于世的幽蘭般的芬芳,未嘗不是一種修行。
來源: 浙江在線
-----------記者/基寧 偉民
泰讓橋下,胥江江水一流兩千五百年。吳地文化是由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隱士泰伯建立的。自此蘇州便開始了一個一脈相承的隱士傳統(tǒng)。千年之后,它隱然成為了這個龐大國家文化構架的一個特力獨行的支撐點。拙政園、滄浪亭、獅子林……蘇州園林成為了歷代隱者“大隱隱于市”的最好佐證。
而在股市全線飄紅,房地產(chǎn)凱歌高奏的今天,個人社會財富已經(jīng)成為對其個人價值,成功定義的通俗標準界定,但總有人在內(nèi)心之中自問:這是我要的生活嗎?也許在繁雜的物質生活中,我們?nèi)鄙俚恼且环N隱士態(tài)度……
■一代宗師歸隱中國“太廟”
“太湖的廟港,簡稱不就是‘太廟’嗎?”
這恐怕是南懷瑾先生關于選擇在蘇州太湖建造“太湖大學堂”,選擇在吳江廟港作為他人生歸宿最精妙的解釋了。
2007 年5月20日中午,記者從蘇州驅車去吳江廟港,去拜訪這座還在修建中的中國“太廟”。
車過廟港大橋,遠遠地便看到幾座與眾不同的建筑。下橋右拐,不用多久,果然就是太湖大學堂了。記者注意到大門右側排列的合作單位,人民、復旦……從國內(nèi)一流大學到國外知名學術機構,的確有中國“太廟”的氣派。
在專人引領下,記者步入學堂,一眼望去著實詫異。和莊嚴沉重的大門形成對比的是,這哪里是個學堂,分明是陶淵明“采菊東籬下”的農(nóng)家呀?
路邊是普通的竹制籬笆,一片桃樹林外,一群悠閑的白鵝自在地散著步,遠處有星星點點的小水洼,再遠處就是太湖大堤了。走在這樣的世外桃源里,人的心情立刻舒暢了許多,帶路人半開玩笑地說:“這里本就是神仙居住之地,當初建學堂勘探地形的時候,飛機儀器到了這里就失靈了。”
學堂極大,經(jīng)介紹足有300畝。目前建成的是主樓和講堂,一片中國風格里似乎還夾雜著法國氣息,而樓前的草坪則被修剪成太極的模樣。據(jù)說所有建筑風格均出自于南懷瑾先生自己的創(chuàng)意。學堂是2000年開始動工的,填土、修路、造橋、種樹……足足6年,才構成了今天的風景。
而上個世紀,這里僅僅是一個臨近太湖的小水塘。1999年,南老一個在吳江投資的學生邀請他來廟港。在太湖大堤上走了一圈后,老先生突然心生久留之意:如果將來在這里騎著小騾子,讀書修行……
讓他最終下定決心歸隱廟港的,還流傳著另一個逸聞,當時的吳江市委書記是汝留根,他拜望南老時,遞出的名片讓老先生驚呼:你不是要我永遠留在這里嗎?
在主樓前,南懷瑾先生的秘書馬宏達先生接待了我們,并且告訴了我們一個消息:老先生今天恰好不在。
對于這樣的結果,我們遺憾而又理解,老先生或許不在,或許清修。但正如一個真正隱士的作派,南懷瑾這個名字大半個世紀鮮有和記者采訪聯(lián)系在一起,老先生也曾明確表示,不接受任何采訪。
“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鼻О倌陙,尋隱者不遇或者是一個最遺憾但卻最有詩意的結局。
■南懷瑾的隱士傳奇
有人稱他為國學大師、易學大師;有人稱他是fo學大師、禪宗大師、密宗上師;甚至有人稱他為當代道家、第一流、最高明的江湖術士;更有人稱他是“這個虛浮的網(wǎng)絡時代里一位人人可以求教的曠世賢師!钡莾H從個人修行和立世原則上,南懷瑾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隱士,比如在山野閉關修行,比如數(shù)十年來堅持打坐,甚至他的飲食——每天不吃早餐,中餐和晚餐都是一小碗稀飯,以及90高齡依舊良好的身體狀況,都符合人們判別奇人異士的標準。
事實上,在1949年去臺灣之前,他的故事完完全全是一個傳奇的隱士生涯:
1918 年,出生在浙江溫州樂清縣的南懷瑾從小接受私塾教育,并且少年習武,精通拳術劍道。
他青年時訪求多位高僧隱士,在青城山被禪宗大德鹽亭老人袁煥仙收為弟子,為此辭去軍校教官職務,到峨眉山閉關3年。
1945 年,他又遠走康藏,參訪密宗上師,被承認為合格密宗上師。
1947 年返鄉(xiāng),歸隱于杭州。后在江西廬山天池寺附近結茅廬清修。
到了臺灣以后,先前傳奇的隱士生涯,讓南懷瑾在口口相傳中逐漸被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不過在大眾中,影響力最為深遠的,還是因為一本《論語別裁》。其實此書,南懷瑾本人是無心而為。只因為學生中有一個會中文速記的,才促成了該書的問世。
當年在臺灣,南懷瑾的《論語別裁》,火爆程度不亞于今天百家講壇的于丹,報紙連載大賣,盜版也風行。而在90年代該書引進大陸后,同樣掀起了一股“南懷瑾”熱。
南懷瑾雖然以隱士態(tài)度立世,可難得的出世,所做的事卻驚天動地。
1997年4月,浙江金華到溫州的鐵路通車。此前,近80年,金溫鐵路先后倡修7次,均未成功。
1987年南先生聽聞故鄉(xiāng)又在構想此事,決定加入,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資金,從開工到全線通車,他寫給各方面的信函,竟然有百萬字之多。
鐵路總投資近30億人民幣,其中他個人籌措了資金1200多萬美元。鐵路修好之后,南老還路于民,一切利益都不染指。
這一點正如南老的一句名言:沒有出世的修養(yǎng),便不能產(chǎn)生入世的功業(yè)。
而今,從大陸到臺灣、從美國再到香港,跨越了大半個地球的老人最終選擇了蘇州作為了他人生的最后歸宿。對此,朱永新副市長拜訪大師后在博客里這樣寫道:我為蘇州能夠留駐這樣的大師而自豪。
■為中國弟子,德國鋼琴家隱居蘇州
每天下午三點半,米歇爾都會準時出門上班。路過小區(qū)門口時,保安照例對他微笑致意。
出了大門,米歇爾跨上車,一扭電門,電動車——這個蘇州人最普通的交通工具迅速將他溶進蘇城大街小巷的滾滾車流中,同時也溶入了蘇州的生活。
大隱隱于市,中國人的這句老話用在米歇爾身上一點也不為過。這個光頭、長相敦厚的老外,平日深居簡出,在小區(qū)里一住3年多,周圍的人只隱約地知道他是個教鋼琴的。
但如果能找到一份2003年在開明大戲院舉行的鋼琴獨奏會的演出單,所有人都會為他的身份驚愕不已:米歇爾―拉扎·貝少夫貝爾格先生,德國人,歐洲頂級鋼琴演奏和教育家 。1959年生于前蘇聯(lián)的烏克蘭, 7歲時被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推薦到俄國特別天才學校就讀,師從杰·奧巴赫,是當今國際樂壇公認為真正能激起人們共鳴的中年鋼琴家之一。
那么就這樣一位大師,又怎么會落戶蘇州,隱逸在一個普通的居民小區(qū)里呢?
事情還得從2003年8月說起,在一次中德文化交流活動中,米歇爾被邀請到蘇州參加鋼琴交流活動。
當時非典肆虐剛剛過去,很多外國人并不敢來中國,但米歇爾還是義無反顧地來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有私心的。
在此之前,米歇爾曾經(jīng)遭遇過一次車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作為演奏家,他的演奏生涯將無法繼續(xù)。
于是對他來說,發(fā)掘培養(yǎng)一兩個成功的弟子,是他事業(yè)上的唯一訴求,于是他來到中國,因為聽說這里的琴童天分很高。
米歇爾的首次蘇州之行非常滿意,中國孩子因為漢語的聲調有四聲,普遍樂感更好。更讓他興奮的是:短段幾天內(nèi),他發(fā)現(xiàn)三個天分極高的孩子,他覺的這些孩子是上天賜予他的。
但當米歇爾提出要帶孩子去歐洲學習時,孩子的父母卻因為年紀太小而拒絕了。
于是,失望的米歇爾只能空手回到了德國。
回國后,他繼續(xù)和孩子的父母聯(lián)系,數(shù)次交流以后,他毅然決定:既然孩子去不了歐州,那就自己來蘇州吧。
這一來,就是三年多,也許還要更長的時間!
■簡單而有禪意的生活
和米歇爾深居簡出的性格相符,采訪他頗為費力。過年之前就開始約的采訪,直到5月上旬才得以實現(xiàn)。
拖了如此之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只愿意用自己的翻譯,害怕自己的話得不到正確的表達,由此可見為人之嚴謹。
米歇爾如今的蘇州生活簡單而規(guī)律。白天在家里彈琴、聽音樂、備課。下午4點他會去一家琴行教琴,一直教到8點鐘結束。
走進米歇爾的寓所,聽到介紹最多的,最得意的只有兩個話題:書房和弟子。
在他的書房里,四壁滿滿的全是書和碟。當初從德國空運來時,足足裝了50多箱,他告訴記者:這幾乎是一個小型的鋼琴圖書館。
而和記者一起聆聽弟子的演奏時,他的驕傲愈發(fā)明顯,他會不時通過翻譯笑著說,這里加入了爵士樂,這里揉入了古箏的技巧……看的出,在這個孩子身上,他花費很多的心思。
三年前,他曾迫切的希望帶弟子去歐洲,而今他卻告訴記者:他會為這些孩子再留四年。
出發(fā)點很簡單:希望孩子有更多的時間掌握中國文化。為此,他竟督促父母帶孩子去學書法、學太極拳……
采訪到了最后,記者問在蘇州呆了四年的米歇爾對蘇州的印象如何?
米歇爾思索片刻后給出這樣一個回答:舉一個十全街的例子,比如清晨看到的是小橋流水、郁郁蔥蔥的十全街,白天則是一個車水馬龍的十全街,晚上卻是一個燈紅酒綠的十全街。蘇州也一樣,關鍵是你想看到一個什么樣的蘇州。
這是一個很有中國禪意的回答。
■小橋流水人家
或許在鄰居的眼里,馮小申是個再普通不過的人!八,每天都在家,從來不出去!瘪T家所在的二郎巷的一家雜貨鋪的老太太笑著告訴記者。
現(xiàn)代人往往會有兩重身份,一層現(xiàn)實生活,一層網(wǎng)絡世界。而馮小申就是個典型,現(xiàn)實生活里他籍籍無名,但網(wǎng)上的化名“種桃道人”,卻是如雷貫耳。
“種桃道人”地位有多高?看看網(wǎng)絡詩壇仿照梁山好漢排列的座次表就知道了。作為中國最大的文學網(wǎng)站——天涯詩詞“比興”版的創(chuàng)始人,他掀起了網(wǎng)絡古體詩創(chuàng)作的熱潮,被點為了托塔天王晁蓋。
與網(wǎng)絡的呼風喚雨不同,現(xiàn)實中的馮小申,生活平靜如水,甚至在一般外人看來是“死水一潭”。如今他沒有工作,只是用積蓄買了一部出租車租給別人,收些租金;加上妻子的工資,可以保證溫飽沒有問題。
記者拜訪他時,已是中午12點,他還沒起床。其實他生活很規(guī)律,只是和大多數(shù)普通人不同而已:每天中午起床,悠悠蕩蕩,娛樂娛樂。從晚上9點到第二天的凌晨,才是他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時間。
在馮小申的生活里,詩歌看似是全部,但另一方面,他對自己的詩歌的期望值似乎并沒有所付出的那么高,“我就是自娛自樂而已,將來臨死前自己打印個集子送給幾個朋友就成了!
似乎,詩歌只是一個載體,馮小申更多的是喜愛這種生活方式,用他的話說“很是神仙”。
■古道西風瘦馬
“古道西風瘦馬,小橋流水人家”。馮小申一直以這兩句詞自詡為自己量身定做。如果小橋流水人家形容的是如今隱居生活,那么前一句指什么呢?
難道真的是策馬獨行,穿越了古道西風的豪俠行為?要么大門不出,要么壯游中國?如果不是他親口所說,記者很難相信兩件事會發(fā)生在同一人身上。
上世紀80年代,那個屬于詩歌的浪漫主義時代。 而馮小申也浪漫的選擇了一次“徒勞無功”的壯游,“從陜西臨潼買了匹馬,并且將馬騎回了蘇州!
這類似于“現(xiàn)代牛仔”的荒唐舉動緣自一次送行。一個朋友去陜西公干,大家把酒送行。酒正酣處,有人說起陜西馬好!皫讉人一起哄,決定去買馬!碑斚麓蠹覝惲600塊錢,交給馮小申,第二天他就上了去陜西的火車。到了陜西買了馬,馮小申發(fā)現(xiàn)火車不能托運牲口。有人出了餿主意:騎回蘇州得了,最慢兩個月也就到家了。
誰知道,馬嬌貴得很,跑個十分鐘就要歇,水土不服,動不動就生病,結果一走就是半年。
不過這次旅程卻成就了馮小申的壯游。一路上經(jīng)過山西、安徽,河南,山東,兩次橫渡黃河、長江,甚至還浪漫地娶了現(xiàn)在的老婆,“半道沒錢了,只好寫信向她借錢,回來還不了,就把自己賠出去了!
買馬的經(jīng)歷改變了他的人生,從此以后,他漸漸地選擇了隱居的生活。當記者詢問二者之間是否有直接聯(lián)系時,“當年一塊寫詩的朋友,大多做生意了,還堅持寫詩的就剩我一個,我只能在家呆著了。”
的確,能夠浪漫到千里買馬的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
深度透視
隱士,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
隱士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
隱士是一種存在姿態(tài)。
泰讓橋下,胥江江水依舊滔滔,一流就是兩千五百年。并且將來還會繼續(xù)下去。偌長歷史的蘇州,就是由一個禪讓帝位的,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隱士泰伯建立的。自此蘇州便開始了一個一脈相承的隱士傳統(tǒng)。千年之后,它隱然成為了這個龐大國家文化構架的一個特力獨行的支撐點。拙政園、滄浪亭、獅子林……蘇州園林成為了歷代隱者“大隱隱于市”的最好佐證。
春秋時期孔門唯一南方學生,孔子最杰出的弟子之一言偃,與師父不同,并不四處奔走謀求位置,而是扎根江南授徒講學,廣播儒學,教化吳地;
北宋著名詩人、石湖居士范成大、明朝“太平宰相”王鏊、民初國學大師章太炎、北洋政府國務總理
李根源……
蘇州之所以能夠挺立千年經(jīng)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蘇州有這樣一個“隱”的文化和社會的傳統(tǒng)。不為物喜不以己悲,最大程度保持了自身的獨立性,又在歷史的潮流中卓然前行,不激進,不落后,隨時清醒。這種態(tài)度一度成為了中國社會的另一種文化存在方式,冷靜而務實……
現(xiàn)代社會應當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同樣,這其中的眾生也應當有各種不同、豐富多樣的自我價值實現(xiàn)標準和社會認同標準。
股市全線飄紅,房地產(chǎn)凱歌高奏,市場經(jīng)濟的今天,個人社會財富占有量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成為社會大眾對個人價值,成功定義的通俗標準界定。但不可想象的是,一個只有單一標準的社會如何能夠承受日益變化的時代的沖擊。具體到個人,當股市大藍指曲線圖變成扼住喉嚨的心電圖,投資的房子比懷中的孩子還重要的時候,我們需要回頭審視:這是我們所要的生活嗎?
也許我們遠遠不能成為那些高高在上的“隱者”,但我們不妨在高速飛奔的同時擁有回望沿途風景的情致。拋去過度功利的眼鏡,在內(nèi)心整理出一角清凈,用來安放你從前的理想,遮蔽的情感……如此,人人都可以成為隱士。
畢竟,生活不該只有那一種。
延伸閱讀
蘇州隱士拾遺
泰 伯:春秋吳國(今天蘇州、無錫)創(chuàng)始人,周太王古公長子,為禪讓弟弟季歷奔吳隱居。
言 偃:春秋吳人?鬃訉W生中唯一南方人,七十二賢之一。在吳不仕,授徒傳播儒學。
陸
龜蒙:唐朝文學家、詩人、農(nóng)學家。蘇州人。終生志向以農(nóng)為業(yè)。著《耒耜經(jīng)》。
蘇舜欽:北宋詩人。開封人!皯c歷新政”變法失敗,流寓蘇州,建滄浪亭避世隱居。
范成大:南宋吳郡吳縣人。號石湖居士,名臣,詩人,“南宋四家”,因病辭官歸隱。
沈 周:明朝蘇州府常州縣人。畫家、詩人,“明四家”之一。不喜仕途,好游歷。
王 鏊:明蘇州府吳縣洞庭東山人。明英武殿大學士,與宦官斗爭,憤而去職,回鄉(xiāng)歸隱。
祝允明:明蘇州府長洲縣人。書法家。生性傲淡,不喜仕途,辭官賦閑隱居。
唐 寅:明蘇州府長洲縣人!懊魉募摇敝唬嫾、詩人、散曲家!翱茍鑫璞装浮焙髿w隱。
文征明:明蘇州府長洲縣人!懊魉募摇敝,畫家、詩人。辭官隱居。
馮夢龍:明蘇州府長洲縣人。通俗文學家、戲曲家、出版家。為官任滿歸隱。
彭定求:明蘇州府長洲縣人。理學家。引疾歸鄉(xiāng),致力講學,著述。
俞 樾:清浙江人,后居蘇州。學者,經(jīng)學大師。罷官,講學、游歷、隱居。
章炳麟:號太炎,清末民初浙江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學者。創(chuàng)辦國學講習所。
程
小青:民國上海人,隱居蘇州“繭廬”。現(xiàn)代作家,文學翻譯家。中國偵探小說第一人。
朱季海:民國蘇州人,師從章炳麟,早年廣泛游歷,國學學者,F(xiàn)隱居蘇州。
來源:蘇州廣播電視報
-----------作 者:仵埂
比爾·波特是個漢學家,美國人,卻對中國的隱士文化極為神往。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他從美國到臺北,長期住一座寺廟,研讀fo道,久欲往大陸尋訪隱士,問之,臺灣學者說:現(xiàn)在大陸哪還能有隱士?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革命、戰(zhàn)爭加運動,隱士早被掃蕩殆盡,豈能存活!他不信,非要實地察看。于是,1989年,他就鉆進終南山的溝溝壑壑,遍訪高人,回去寫成一本書,叫《空谷幽蘭》,記錄了他所見到的許多神秘且讓人崇敬的深山隱士。
??隱士,在人們印象里,就是三國諸葛孔明、漢代謀臣張良之類,覺得他們智慧超人,神機妙算,宛若神仙,俗眾難望其項背。遙想當年諸葛孔明,手搖
鵝毛團扇,懷揣智慧寶典,卻避居靜地南陽草廬,笑瞇瞇地眼觀天下大勢,如同在看一出歷史大戲的演出。他本可以繼續(xù)看下去,卻來了個劉玄德,垂肩而立,誠懇至極,三顧茅廬,非要拉他入伙,圖謀天下大業(yè)。耐不得此等禮遇,士為知己者死,諸葛就此出山,踏上了輔佐劉氏之路。從此一發(fā)而不可收,直到劉備托孤,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出山而未歸,死于征戰(zhàn)途中。且看入山者張良。張良輔佐劉邦,歷盡汗馬之勞,戰(zhàn)勝霸王項羽,功績卓著,按理天下方成,該好好享受一番人間榮華,劉邦對張良也一直信任有加,盡管有呂后專權,也尚未危及張良。且張良甚會做人,決不會在人主面前趾高氣揚,功大震主。但是,張良卻選擇了退隱,過起隱士生活,并且退得那樣完美,了無痕跡,美名遐邇。在中國歷史上,像張良這樣的大慧,幾無復見。誰能在最好的時候放下,放下世人尊崇渴望的權利、財富、尊貴?
??人生放不下的東西——錢財功名,這是俗世張開的一面大旗,萬眾盡納其中。人們用這個標尺來衡量你,評說你,仿fo得到即幸福,失去便不幸。其實真正的幸福體驗是在自己內(nèi)心,別人怎會知曉?張良住在深山,大概沒有宮殿舒服,山中須耐得住清苦寂寞。像張良這樣的智者,他能沒有一個對比和省察?他一定在清修生活里,感受到了涌流充盈的幸福感。假若修持是一種苦差事,自古那些山林高士,便何必入山中吃苦,塵世間的苦就夠吃的了。所以,我以為山林高士在簡陋的茅舍里,在粗糙的野菜素食中,一定也體驗著我們常人難以企及的幸福感受。只是,我們常人無法遠離塵世的喧囂,無法放下俗世的利祿功名,終生奔波其間。只有那些具有高遠智慧的人,才能斷然避世駕鶴,嘯傲山林,讓我們發(fā)自內(nèi)心敬仰。
??朋友邢小利君,近日興致勃發(fā),向我大談寒山詩僧。寒山生于盛唐,過去人們很少說及這位隱逸大師,邢君說他是美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嬉皮士們所推崇的祖師爺呢!寒山也真是奇異,才高八斗,卻屢試不中,也有說因相貌丑陋,不為時用,于是毅然入山,大獲喜悅。居于浙江天臺山中,與詩僧拾得交和酬唱。沒想到千年之后,竟流芳至美國,“寒山子”三字被印在美國青年的T恤上,成為時尚。寒山喜歡寫五言詩,其詩清奇雅致,富于禪意機鋒。三字詩寫得明白曉暢,調皮活潑,俊逸灑脫,詩中意蘊深厚,令人難忘:我居山,勿人識。白云中,常寂寂。/寒山深,稱我心。純白石,勿黃金。泉聲響,撫伯琴。有子期,辨此音。/重巖中,足清風。扇不搖,涼冷通。明月照,白云籠。獨自坐,一老翁。我們仿fo在白云繚繞之中,隱約瞥見一長髯老翁,獨坐巖石上,閉目凝神,傾聽著泉聲和山風。
??獨處是隱士的精神丹爐,獨處中,體嘗山水之美麗,傾聽山風之絮語。獨處中,更能了解自己,看清世間本相,更多一分智慧。比爾·波特,我開頭提到的這位漢學家,他遍訪終南山隱士之后,深有感慨:“人從獨處中可以變得更有智慧、更為仁慈,這是我遇到中國隱士后讓我吃驚的事。他們是我見過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國,隱士只是那些喜歡自個兒待著的人,往往都有點兒神經(jīng)質。但是,在中國,我發(fā)現(xiàn)隱士往往是社會的精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追尋并找到生活中“獨處”的樂趣,這不是離群索居,而是為了更深的覺悟和仁慈,與大家更為和諧地相處。
??隱逸文化的傳承中,畫家是一個方面軍,他們隱于山林,朝夕與鳥獸為伴,亦可稱其為山林畫家,構成了和廟堂畫家的有趣映對。終南山里,就有著江文湛、張杲、樊洲等。這些高士,亦昭示著一種精神,一種靜默拒絕,在拒絕中,顯示別一種價值,開辟別一種空間。這樣的空間亦被廟堂權力所擠壓。畫家的修持亦是憬悟,獨向群山,孤影山道,沉入山水,亦當體悟萬千世界。當你身歷塵世、磨難重重,當你穿過自己的人生迷霧,一步一步開悟生命大道之日,你就會對一株古木、一只小鳥,也充滿敬虔,你會在與之凝視中,徹悟天地萬物之深遠浩渺,獲得心靈的解放和精神的撫慰。
-----------法學家王小能我確實在電視上看到過,近幾年真是沒再看到了。天才少年以前也聽說過,原來他們都出家了啊!佩服他們?yōu)榱俗非笫篱g真相而所做的努力,fo法正是靠著這些千千萬萬的人才能得以傳承發(fā)揚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