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6年12月1日地點:中國人民大學逸夫國際會議中心
演講人簡介:許嘉璐,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37年6月生,江蘇淮安人,民進成員,1959年參加工作,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大學文化,教授。
1954年至1959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學習。1959年至1987年任北京師范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教研室副主任、教研室主任。1987年至1994年歷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副會長、秘書長、會長,國家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成員,中國語言學會常務理事,北京語言學會副會長。
就乾嘉“漢學”的整個流派說,是對儒家學說或者說是對國學的極大的破壞。因為乾嘉只注意器,而未注意道。
剛才有先生說到在中國大陸上現(xiàn)在蓬蓬勃勃地出現(xiàn)了、發(fā)展著儒學的非常好的形勢,我不客氣地回應一下:沒那么回事。
哪有五十弦的瑟?他是說妻子“無端”地死了,二十五弦一斷就成五十了,所以以前沒了妻子叫斷弦,再娶叫續(xù)弦。
我們的學術、學養(yǎng)、專業(yè)、教研室的設置,恐怕如果不改革,儒學無法前進,中國永遠出不了大師!
非常高興參加孔子研究院的國際研討會。這次研討會的中心議題是“儒家思想與跨文化交流”。我覺得這個題目正符合儒家的思想,也正符合當今時代對儒家思想的期待。
我是跟隨著各位專家努力地學習的。由于喜歡“它”,甚至是信奉“它”,所以我常
常思考“它”,這個“它”就是儒學。我在這里,就著儒家思想與跨文化的交流,談一點自己的期望,算是我向專家請教,向人民大學和孔子研究院的一個匯報。
第一點,研究儒家思想,任何時代大概都回避不了對儒家原始經典的詮釋
這就是為什么大約每過五百年就有一次注釋儒家和其他方面經典的高潮出現(xiàn)的原因,只有清代乾嘉時期距現(xiàn)在不過二百五六十年。為什么不符合五百年左右的周期,打破了這個規(guī)律呢?那是因為這二百五十幾年里出現(xiàn)了一次廢除文言文、推廣白話文的運動,人們對古代的文獻極為隔膜了,同時這一時期發(fā)生了制度的質的飛躍,因而必須縮短這個周期。
任何對儒家經典的詮釋都有它的時代性與詮釋者的個性在里邊,因而無不打上各個時代和那個時代詮釋者個人的烙印。今天我們有更先進的思想、先進的工具來研究儒家思想,就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點,真正地復原原始儒家。弄清了“原”,才能夠對戰(zhàn)國時期的孟荀、兩漢時期的董仲舒和其他人,一直到南北朝、唐宋以及以后的詮釋家的著作,分清楚哪些是詮釋者個人的、哪些是他那個時代的、哪些是孔子原來的。經過這樣一個清理才能夠把握儒學思想的紅線、經脈或者說核心。這個核心,以及圍繞著這個核心的種種文化形態(tài)歷代都在演變,在演變過程當中出現(xiàn)很多新的東西!靶隆保灰欢ǘ己。站在今天的高度,我們才能分出是與非、優(yōu)與劣,這恐怕是研究的第一步。當然,現(xiàn)在詮釋儒家著作,也有今天的局限,只不過我們自己不覺得罷了:今人的局限恐怕需要后人去評判,那時他們就又前進了。唯有自覺地站在時代的巔峰,才能發(fā)揚光大“我”之認為好的東西,才能使之為今天的人,而不是為古人服務。
在這一過程中,我覺得有兩點特別應該引起注意:第一就是要擺脫乾嘉諸老的牢籠。在很多的學術史著作里邊,從皮錫瑞開始,說清代是漢學的高潮,而且乾嘉諸老也打著漢學的旗號。我有一個不太一樣的想法,說出來請教。我認為乾嘉最大的貢獻是他們用客觀的、真正的語言與文字的視角與方法解釋了先秦的經典,但是就乾嘉“漢學”的整個流派說,是對儒家學說或者說是對國學的極大的破壞。因為乾嘉只注意器,而未注意道。他們提倡的“實事求是”也是回歸,但是僅限于器,漢、唐的經學家是言“道”的,訓詁直接為“道”服務,乾嘉諸老在這一點上并沒有回歸。皖派是乾嘉的中堅,以至于說“乾嘉學派”就指皖派。戴震還是道器兼治的,而且在道的闡述和創(chuàng)造上是有成就的,但他的弟子們幾乎都只得其考據(jù)學中的一體,至于哲學、思想史,都不繼承。皖派成為學術主流,別的學術,特別是對“道”的研究,就被淹沒了。后來出現(xiàn)的思想家,幾乎都是沒有受到皖派直接熏陶的(到清末出現(xiàn)章太炎,則是外部力量沖擊的結果,又是一次逆向回歸)。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以研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道只在皇帝的腦子里:天下事由我管,你管得著嗎?想管,殺頭!這是個原因,但是還有別的原因,學術的原因、社會的原因等等。形成這樣一個流派之后,所謂乾嘉學派,不斷地向前走,真理向前跨進一步,就成了謬誤。因此,在清代的考據(jù)學中,特別是晚清,稀奇古怪的解釋就出來了。如果我們不擺脫乾嘉諸老的這種思想上的牢籠、治學思路的牢籠,就走不出新路來。當然,所謂擺脫他們的牢籠并不等于不要文字、訓詁,考據(jù)、版本,但它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第二點,要擺脫“五四”以來的羈絆!拔逅摹痹谥袊鴼v史前進的道路上是一座豐碑,特別是挑戰(zhàn)傳統(tǒng)文化,引進“德先生”與“賽先生”,形成了我們近代社會的新的傳統(tǒng)。但是毋庸諱言的是,我們的先驅者,從陳獨秀到胡適,他們對science和democracy的理解是膚淺的,外國人怎么說他們就怎么學,同時他們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所暴露的東西,更不會看到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人們對西方近代文化所提出的質疑。他們拿著自己理解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回頭觀照我們的儒學,也是扭曲的。至今這一思想還是中國大地上的主導思想,這點不突破,不敢挑戰(zhàn)“五四”時期先驅們的一些思想,儒學無法前進,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八十多年前你們打倒孔家店,現(xiàn)在又要重塑孔家店?當然這話是不對的,我們不是重塑孔家店,孔學也成不了壟斷一切的店。我們是把隨著臟水潑出去的孩子再抱回家里,臟水并不收回,也收不回。今天和“五四”時代有著非常近似的社會狀況,這就是不戴眼鏡的話是兩只眼,戴上眼鏡是四只眼,一直盯著西方,常常拿著西方的東西來批判我們固有的東西。剛才有先生說到在中國大陸上現(xiàn)在蓬蓬勃勃地出現(xiàn)了、發(fā)展著儒學的非常好的形勢,我不客氣地回應一下:沒那么回事,大陸只是在極少的學者和學生中,極少的刊物中經常發(fā)表要重新審視儒學的呼聲,在十三億人中,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能看到儒學和它的影響的地方還很少,即使在學術界,現(xiàn)在彌漫著的還是歐洲的東西,歐洲中心論引導下的東西。
我不妨舉幾個學術的例子。第一,哲學。哲學這個詞我們是向日本同仁學來的。按照它的原始本義,哲者,智也,所謂哲學就是智慧之學。中國有沒有?胡適先生說老子是第一個哲學家,前老子時期有沒有?before老子有沒有?老子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在《尚書》里邊、今天所見到的甲骨文的一些文獻中,有沒有哲學?胡適先生認為沒有。為什么?因為他所說的哲學就是他跟杜威先生所學的,唯思辨。西方哲學的思考受天啟論的影響,是從圣經派生出來的,思辨上帝存在不存在,是三位一體還是三位三體,得不到實證只能抽象思考,于是養(yǎng)成思維定式。中國的哲學從來不欣賞、不追求(但也不拒絕)這種抽象的思辨,中國講現(xiàn)實,講實用,講據(jù)實推理。中國的哲人們即使進行思辨,方式、內容、目的也和西方的不一樣。世界上的哲學就一種模式嗎?難道那些費了半天勁也弄不明白的話才叫哲學嗎?今天中國哲學界是不是也有這種現(xiàn)象呢?第二,自然科學。例如天文學,曾經有一段時間,說中國的二十八宿來自巴比倫(笑)。不要笑,連李約瑟先生都這么說。是這樣嗎?我們的音樂,有人說也是從巴比倫輸入的。我們已經發(fā)現(xiàn)距今七千年的古笛已是七音節(jié),八千年前所發(fā)現(xiàn)的古塤已有五個音節(jié),六千年前已經可以吹奏五個八度!渡袝分兴f的瑟,出土了,二十五弦,也有五千年了。不發(fā)現(xiàn)這個瑟還真讀不懂李商隱的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哪有五十弦的瑟啊?他是說妻子“無端”地死了,二十五弦一斷就成五十了,所以以前沒了妻子叫斷弦,再娶叫續(xù)弦。中國人如此聰明,難道我們的七音節(jié)也要從巴比倫輸入嗎?再有,中醫(yī)。中醫(yī)在中國人眼中,至少是過去的中國人眼中,是自然科學,但又不是純自然科學,同時是人文科學,是哲學,所以中國有句古話:“儒醫(yī)不分”。儒者在學習經典、學習做人的過程中很自然地受中醫(yī)的熏陶,乃至十幾歲的賈寶玉看了醫(yī)生給晴雯開的藥,馬上說這藥怎么能吃,什么濫醫(yī)生開的虎狼藥。古代的儒學家都懂天文,都粗通音律。這就是為什么在他們的哲學理念中,在天人關系、人際關系以及人本身的各個部分的關系上理念是一樣的,都講和諧。歐洲哲學怎樣?人是部機器,可以拆成一個個小零件,只要我把每個零件都認識清楚了,然后再一整合,我們就了解整個人了,此謂之“還原論”。不錯,這個思想推動了西方醫(yī)學的發(fā)展,推動了醫(yī)療手段(儀器設備等)的發(fā)展,乃至今天兩毫米的癌腫瘤,都可以通過儀器發(fā)現(xiàn)。但是
感冒治不了,
腳氣治不了,來一次流感把西方朋友嚇壞了,因為很多人都經不起流感這一關而西去:分析的結果是還原不了。中國有歷史記載以來的五千年,連綿不斷,戰(zhàn)爭之后人口迅速恢復,以至于西方古代的一些政要和學者都驚嘆十八世紀的中國就有三億人,又過了兩百年我們有十三億多人。請問在這片土地上如果沒有科學的醫(yī)療,這個民族能這么繁榮嗎?多少次的瘟疫大流行都是靠中醫(yī)預防、治療挽救了中華民族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候,歐洲出現(xiàn)了
鼠疫(有人說是類似禽流感的傳染病),為此付出了兩千多萬人(一說五千萬)的生命。中國作為農業(yè)社會,
老鼠多極了,可是中國從來是出現(xiàn)一個瘟疫之后就能很快把它制止住。可是按照機械論、二元論的思想,用那套術語來檢驗中醫(yī),不科學!什么陰啊陽啊,什么五行啊,什么虛啊實啊,什么望聞問切啊,被判為不科學,不能進入西方社會。現(xiàn)在英、美、德醫(yī)學界開始出現(xiàn)了可喜的變化,對中醫(yī)說:中醫(yī)的那些東西,目前我們的科學解釋不了。請注意,原來說的是用我們的科學看你們的醫(yī)學,你們的是不科學的,現(xiàn)在說的是我解釋不了。當然中醫(yī)里面也有不科學的內容,這正是需要我們研究、排除的。我們應該借助西方醫(yī)學的長處,大家同舟共濟,共同造福人類。但是這個路是很長的。比如一個中藥方,十二味藥,西方醫(yī)生化驗后說里邊有重金屬,不能吃。他就不懂這十二味藥分成君、臣、佐、使,有的藥里有重金屬,方子里就有消解重金屬的,把十二味藥一一單獨化驗就是不行。根本的理念不一樣。又比如
艾滋病,中醫(yī)在非洲和國內的試驗,可以讓艾滋病者恢復體力,讓他有正常生活質量的保證,可以從事生產,中醫(yī)認為這就是治好了。但是西醫(yī)抽血化驗,只要是陽性,就說中藥沒用。那好,用雞尾酒療法,費用高,一千個人能有五個變陰性的就算不錯的了。治病是為什么?為了救活人,讓他跟正常人一樣生活。達到這個目的不是很好嗎?總比花了大筆錢最后還是死了強吧,總比許多人因為藥貴吃不起眼睜睜地等死要好吧。在座的老師和同學們不妨作個實驗,都到醫(yī)院去化驗,結核或是其他的細菌,每個人都有,我們不是在正常地生活嗎?它在身體里和別的細菌或器官達到一種平衡,發(fā)作不了,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所以在哲學、天文、樂理、中醫(yī)等等領域,在社會生活里,在后現(xiàn)代的繪畫、音樂等等領域全是美歐傳來的影響。所以我說在中國大陸上恢復儒學,任重道遠。今天如果彈奏古箏、古琴,吹吹簫,演奏民樂,在社會上賣票,這樂團能活下去嗎?但是穿上露臍的衣服,來個臍釘,來個耳釘,再來個什么釘,拿著話筒,甩頭發(fā)、跺腳、握手,最后來個飛吻,人們趨之若鶩。我們是在談學術,但是學術根植于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環(huán)境下,要振興儒學,道路太漫長了。學生們努力吧,讓我們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繼續(xù)努力吧!一個文化的復興,不是以年計,也不是以十年計,常常要以百年計。宋代的儒學是經過唐代fo教的中國化,加上韓愈所說的道統(tǒng)的恢復、積累,以及南北朝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唐代的十三經正義(義疏)之學,還有道家的長期影響,這樣才醞釀出一個程朱理學呀。
這是我說的第一點,儒家思想要從詮釋開始,詮釋要擺脫一些羈絆和牢籠,一句話要破除迷信,要像我們“五四”的先驅者那樣,對于權威打個問號,包括李大釗與魯迅,才能走出新的境界。
第二點,跨文化的交流,目的是什么?
我同意剛才有學者所說的,讓中國人民、亞洲人民向世界人民奉獻另外一種樣子的文化,這樣,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印度文化、歐洲文化、美國文化共存、共長。你學習我、我學習你,可能在二十二世紀或二十三世紀出現(xiàn)那種混雜的、非你非我、有你有我的新文化。這就是六十幾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巴黎發(fā)出宣言的目的。
千萬不要以為儒家文化能夠救中國、救世界,如果有這種思想,我們就掉到了歐洲中心論的窠臼里,變成了中國中心論。人類世界必須是多種文化的融合,才能推動歷史前進。當然,世界上有普世性的道理存在于各個國家的文化之中,但同時各個國家的文化都帶有自己的個性。即使天主教,在各國的形式也并不完全一樣。要想做到與世界各種文化共存共榮,我們就不僅僅要向外國文化學習,還要弄清楚外國的文化背后的人們是怎么思考的,還要了解外國的學者對儒家經典的解釋是出于什么目的。換句話說就是換位思考。這一點已經有人作出了很好的探索。我知識面很窄,看的書不多,但是我認為美國的哲學家安樂哲與郝大維二位在八十年代后期所作的一系列的探討,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他們就是像剛才我所說的,從最基本的概念——儒家的概念詮釋開始,盡量恢復它的語境,求得它的原始意義,破除三四百年來從用拉丁文翻譯儒家經典開始的對儒家經典的誤釋。
第三點,研究儒家需要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
被現(xiàn)象羈絆這是五四的時候先驅者們所犯的一個通病,當時中國人民苦難深重,先驅者們在尋求救國之路,當然首先對封建禮教開刀,這是歷史的必然。但是今天回頭看看,比如胡適先生《中國哲學史》的上冊(只出了上冊),以及魯迅先生所寫的一些雜文,他們是:第一,打得對;第二,他們打的是儒家思想投射出來的形態(tài)(政治,習俗等),沒有再深入下去;第三,那個時代需要。所以我們不能責怪先驅們,今天我們需要的是透過現(xiàn)象抓住本質,抓到儒家思想的底層。至于儒家思想的底層有哪些,可以見仁見智,我們來研究。但是儒學有一點與西方的一些倫理學和哲學不一樣,這就是:西方的源頭在天啟,是神的啟示;儒家思想是講人理、天理,是自然規(guī)律;西方哲學家大多持本性惡論,是與宗教的原罪說相呼應的,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是性善論,雖然荀子也提出性惡論。又比如剛才各位領導、學者談到的中國的和合文化,重視人生、以人為本等等,就是它的底層。
第四點,儒學的形態(tài),特別在原始階段,是綜合的,社會、人文、歷史都有
今天我們按照西方辦學的辦法,學科越分越細,就和醫(yī)院里的科越分越細一樣。這里說個笑話。我到南方視察,一位副省級干部跟我說,他胳膊有點痛,后來變得麻木。他到醫(yī)院看神經科,神經科說這不是我們治療的,你到麻木科去。他走錯了,進去,醫(yī)生說我這是疼痛科,你上麻木科去。在麻木科又敲又打,看不出所以然來。他一生氣,不看了,找中醫(yī),吃了三付藥,全好了。我們現(xiàn)在也有點這樣,中文系變成文學院,里面分系、分專業(yè);哲學系變學院,分系、分專業(yè);不止分專業(yè),專業(yè)下還有“方向”。既然現(xiàn)在我們研究的是一個混沌的整體,研究必須是多學科的綜合,那么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我們的學術、學養(yǎng)、專業(yè)、教研室的設置,恐怕如果不改革,儒學無法前進,中國永遠出不了大師!因為研究儒學,你不能不研究道學、道家、道教;你不能不研究fo學、fo教。而道學、fo學,單一部道藏、龍藏(乾隆時期刻的fo教精典),多少?只是上中文系、上哲學系,學中國哲學最熟悉的可能是王陽明,現(xiàn)在來看儒學,就需要補課!不懂fo學就讀不懂王陽明,王陽明在貴州的頓悟就是從fo教來的,從慧能那來的,而慧能又是從竺道生那兒來的,竺道生是從《大般若經》來的,這些不知道你怎么研究?因此我就希望將來哪個學校能夠把文史哲三個學院打通。當然這還不夠,我們中學語文的底子太差了,這是必須解決的啊。怎么在大學階段做一點補救?我為什么說這話?我看在座的很多同學是研究生,恐怕應該趁著自己年輕的時候如饑似渴地從自己的專業(yè)“旁騖”出去,觸類去,旁通去,眼界要寬。當然,嚴格地說,單在文史哲里滾爬摸打還不夠,最好還要學一點自然科學知識,至少要了解科學發(fā)展的現(xiàn)狀和前沿。
第五點,我們研究儒學的人千萬別忘了,儒學的品格中有一個要點,就是知與行的合一
剛才很多領導與學者都談到了儒家的一些思想,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們能不能夠都做到呢?能不能不強不知以為知呢?這在社會上還少嗎?在我們學術界還少嗎?在我們的學術刊物上還少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在學習期間、研究期間,能不能事事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兩句話要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更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消極的,我不想要的東西,也不讓別人要,不強加給別人。但是我想立,要讓別人同時立;我要想達到目的地,同時也讓別人達到目的地,更難哪!這和今天的競爭完全是不一樣的,競爭,競爭,競爭,再跨出一步就是互相殘殺!我們能不能在日常生活里做到?儒學主張和而不同,在學術討論時,在宿舍里,在談戀愛的時候,在組成了小家庭以后,能不能和而不同呢?今后自己學成了,到了外面工作,別的人晉升了,自己沒有晉升,能不能做到“人不知而不慍”呢?能不能自認為達到了“不亦君子乎”?有的同學將來可能進入商界,經營得好,發(fā)財了,發(fā)財之后能不能“富而知禮”呢?能不能“克己復禮”?等等。我們現(xiàn)在來學習它、研究它,就應該在行動上體現(xiàn)它。否則,我們的研究就是“對人不對己”,就是真正的“假道學”。
總而言之,一句話:時代、人類的歷史總是循環(huán)上升,或者說是波浪式地前進的,常常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后,要回歸過去。人們津津樂道的文藝復興不就是回到過去嗎,但誰也沒有想到再過古希臘、古羅馬的那種生活。所謂“回歸”,是反思,是回味,是恢復記憶,是再到祖宗的懷里吸吮民族的營養(yǎng)豐富的奶汁。我們現(xiàn)在這種回歸是歷史的必然,雖然現(xiàn)在還是點點滴滴的星火,但是其勢不可擋,因為它是“道”,它是“天”!而要達到這個目的,需要我們扎扎實實地學習、扎扎實實地研究。這期間會有些東西阻礙我們,諸如規(guī)定博士生在讀期間必須有兩篇到三篇在核心刊物上發(fā)表的文章,教授每年都要報出這一年發(fā)表了多少文章等等來決定明年的津貼是幾級……就在這樣熙熙攘攘、為利來為利去的社會里,我們能不能沉下心來,像儒家的先哲們告訴我們的那樣,沉下心來,學不可以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積累,厚積薄發(fā)?這對我們儒學研究是真正的考驗,是儒學能不能復興的一道關口。讓我們靜下來,手牽手,一塊闖這道關,為了祖國,為了未來,為了亞洲,為了世界的和平!
-----------講的好啊,發(fā)人深思,深得我心。在此更可以看出高祖的罪惡。